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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报道大多数都是一场噩梦——离奇古怪，捕风捉影，煞有介事，而且不真实。等到米切里斯在验尸时的证词透露了威尔逊对他妻子的猜疑以后，我以为整个故事不久就会被添油加醋在黄色小报上登出来了——不料凯瑟琳，她本可以信口开河的，却什么都不说，并且表现出惊人的魄力——她那描过的眉毛底下的两只坚定的眼睛笔直地看着验尸官，又发誓说她姐姐从来没见过盖茨比，说她姐姐和她丈夫生活在一起非常美满，说她姐姐从来没有什么不端的行为。她说得自己都信以为真了，又用手帕捂着脸痛哭了起来，仿佛连提出这样的疑问都是她受不了的，于是威尔逊就被归结为一个“悲伤过度神经失常”的人，以便这个案子可以保持最简单的情节。案子也就这样了结了。
但是事情的这个方面似乎整个都是不痛不痒、无关紧要的。我发现自己是站在盖茨比一边的，而且只有我一人。从我打电话到西卵镇报告惨案那一刻起，每一个关于他的揣测、每一个实际的问题，都提到我这里来。起初我感到又惊讶又迷惑，后来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他还是躺在他的房子里，不动，不呼吸，也不说话，我才渐渐明白我在负责，因为除我以外没有仟何人有兴趣——我的意思是说，那种每个人身后多少都有权利得到的强烈的个人兴趣。
在我们发现他的尸体半小时之后我就打了电话给黛西，本能地、毫不迟疑地给她打了电话。但是她和汤姆那天下午很早就出门了，还随身带了行李。
“没留地址吗？”
“没有。”
“说他们几时回来吗？”
“没有。
“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吗？我怎样能和他们取得联系？”
“我不知道，说不上来。”
我真想给他找一个人来。我真想走到他躺着的那间屋子里去安慰他说：“我一定给你找一个人来，盖茨比。别着急。相信我好了，我一定给你找一个人来……”
迈耶·沃尔夫山姆的名字不在电话簿里。男管家把他百老汇办公室的地址给我，我又打电话到电话局问讯处，但是等到我有了号码时已经早就过了五点，没有人接电话了。
“请你再摇一下好吗？”
“我已经摇过三次了。”
“有非常要紧的事。”
“对不起，那儿恐怕没有人。”
我回到客厅里去，屋子里突然挤满了官方的人员，起先我还以为是一些不速之客。虽然他们掀开被单，用惊恐的眼光看着盖茨比，可是他的抗议继续在我脑子里回响：
“我说，老兄，你一定得替我找个人来。你一定得想想办法。我一个人可受不了这个罪啊。”
有人来找我提问题，我却脱了身跑上楼去，匆匆忙忙翻了一下地书桌上没锁的那些抽屉——他从没明确地告诉我他的父母已经死了，但是什么也找不到——只有丹·科迪的那张相片，那已经被人遗忘的粗野狂暴生活的象征，从墙上向下面凝视着。
第二天早晨我派男管家到纽约去给沃尔夫山姆送一封信，信中向他打听消息，并恳请他搭下一班火车就来。我这样写的时候觉得这个请求似乎是多此一举。我认为他一看见报纸肯定马上就会赶来的，正如我认为中午以前黛西肯定会有电报来的——可是电报也没来，沃尔夫山姆先生也没到。什么人都没来，只有更多的警察、摄影师和新闻记者。等到男管家带回来沃尔夫山姆的回信时，我开始感到傲视一切，感到盖茨比和我可以团结一致横眉冷对他们所有的人。
亲爱的卡罗威先生：这个消息使我感到万分震惊，我几乎不敢相信是真的。那个人干的这种疯狂行为应当使我们大家都好好想想。我现在不能前来，因为我正在办理一些非常重要的业务，目前不能跟这件事发生牵连。过一些时候如有我可以出力的事，请派埃德加送封信通知我。我听到这种事后简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感到天昏地暗了。
您的忠实的，
迈耶·沃尔夫山姆下面又匆匆
附了一笔：
关于丧礼安排请告知。又及：根本不认识他家里人。
那天下午电话铃响，长途台说芝加哥有电话来，我以为这总该是黛西了，但等到接通了一听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很轻很远。
“我是斯莱格……”
“是吗？”这名字很生疏。
“那封信真够呛，是不？收到我的电报了吗？”
“什么电报也没有。”
“小派克倒霉了，”他话说得很快，“他在柜台上递证券的时候给逮住了。刚刚五分钟之前他们收到纽约的通知，列上了号码。你想得到吗？在这种乡下地方你没法料到……”
“喂！喂！”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打断了他的话，“你听我说——我不是盖茨比先生。盖茨比先生死了。”
电话线那头沉默了好久，接着是一声惊叫……然后卡嗒一声电话就挂断了。
我想大概是第三天，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城镇来了一封署名亨利·C·盖兹的电报。上面只说发电人马上动身，要求等他到达后再举行葬礼。
来的是盖茨比的父亲，一个很庄重的老头子，非常可怜，非常沮丧，这样暖和的九月天就裹上了一件蹩脚的长外套。他激动得眼泪不住地往下流，我从他手里把旅行包和雨伞接过来时，他不停地伸手去拉他那摄稀稀的花白胡须。我好不容易才帮他脱下了大衣。他人快要垮了，不是我一而把他领到音乐厅里去，让他坐下，一面打发人去搞一点吃的来，但是他不肯吃东西，那杯牛奶也从他哆哆嗦嗦的手里泼了出来“我从芝加哥报纸上看到的，”他说，“芝加哥报纸上全都登了出来，我马上就动身了。”
“我没法子通知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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