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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塑料杯里啜饮香槟，看着自己在镜中的影像。她强迫自己一定要看。
她记得有年除夕夜，她和爸爸、我、琳茜、巴克利一起坐在客厅里，那是我们全家人第一次熬夜守岁。她让巴克利白天先睡，这样小弟才能得到足够的睡眠。
巴克利睡到天黑才起床，他觉得这个晚上一定比圣诞夜更好玩，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新年是最有意思的节日，他以为午夜钟声一响，他就会置身于五光十色的玩具王国。
几小时之后，小弟边打哈欠，边靠在妈妈的大腿上，妈妈用手指轻轻梳理小弟的头发，爸爸悄悄地走到厨房泡热可可，琳茜和我帮大家切巧克力蛋糕。午夜时分，钟声敲了十二下，远处隐约传来祝贺声，其间夹杂着稀落的鞭炮声，除此之外，四下一片寂静。小弟难以相信这就是除夕夜，小脸上写满了疑惑与失望，妈妈看了不知如何是好，她想，这情景就像佩姬·李早期的一首歌《就只有这样吗？》，泪水不由涌向眼眶。
她记得爸爸把小弟举到肩膀上，开始放声高歌，我们也跟着一起唱：旧日良友岂能相忘，别后怎能不怀想；旧日良友怎能相忘，记取过去好时光……巴克利瞪着大家，歌词里生僻的词句像泡泡一样飘浮在空中，他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什么是Lang syne？”他一脸疑惑地问道。
“对啊，那是什么意思？”我也问爸妈。
“过去的日子。”爸爸回答。
“没错，早就过去的日子。”妈妈说，忽然间，她低头将盘子里的蛋糕屑堆在一起。
“嗨，海眼姑娘，”爸爸说，“怎么了？”
她记得自己随意打发了爸爸的问题，她心里好像有个水龙头开关，往右一扭就阻挡了自己的思绪。过了一会儿，她站起身来，叫我帮她收拾杯盘。
一九七六年秋天，妈妈来到加州。她把车直接开到了海边。一路上的四天里她看到许多家庭，每个家庭不是吵架、咆哮，就是扯着嗓门大喊大叫，大家每天似乎都面临着无穷的压力。现在她隔着风挡玻璃观海，心情总算松懈下来。她想起大学时代读的《觉醒》，以及维吉尼亚·吴尔芙的经历，那时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妙，朦朦胧胧，充满了罗曼蒂克的情调。书读累了，便到海边漫步，捡块石头在口袋里，悠游于拍打在岸边的波浪间。
她把毛衣松松地绑在腰际，然后沿着岸边的悬岩爬下去。悬岩下除了陡峭的石头和奔腾的海浪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虽然她很小心，我仍然紧盯着她每一个步伐，而顾不上随着她欣赏风景，我真担心她不小心滑倒。
妈妈只想爬到悬岩下看海，她想在这个离家数千英里的海滩上，踩踏由大海另一端涌过来的海浪。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接受大海的洗礼。或许海浪轻轻一拍，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或许生命更像是体育馆里那种枯燥的游戏，在密闭的空间中跑来跑去，不停地捡木块、堆木块，反反复复，永无休止。此时她只想着走向大海、大海、大海，我则紧张地看着她一步步踏在岩石间。突然，我们同时听到一个声音，抬头一看都吓了一跳。
沙滩上有个小婴儿。
妈妈看到岩石之间有片小沙滩，沙滩上铺了一块毯子，毯子上有个戴着粉红色针织帽，穿着背心和靴子的小女婴。小宝宝一个人躺在毯子上，旁边有个白色的绒毛玩具，看起来像是只小绵羊。
妈妈慢慢往下爬，沙滩上站了一群大人，他们背对着妈妈，每个人都穿着黑色和深蓝色的衣服，帽子和靴子上还有很酷的线条，大家看起来一本正经，举止却相当慌张。我用我野生动物摄影师的双眼一瞄，马上看到几个三脚架和银色圆盘，周围还围了一圈铁丝。有个小伙子拿着圆盘左右移动，光线也随之落在毛毯上的小婴儿身上。
妈妈放声大笑。每个人都很忙，只有一位助理抬头看看岩石间的妈妈。我想他们八成在拍广告吧，但拍什么广告呢？买一个健康活泼的小女婴来取代死去的女儿吗？我看着妈妈开怀大笑，她的脸上逐渐绽放出光彩，我也看到隐藏在笑容背后的奇怪表情。
她看着小女婴身后的海浪，心想海浪真是美得令人目眩。海浪可以在转眼之间，静悄悄地把小女婴从沙滩上卷走，大海一瞬间就能夺走小女婴的性命，这些衣着时髦的大人们再怎么追也没办法。四下虽然平静，但随时可能发生灾难，海浪一来，小女婴的性命就会随波而逝，没有人救得了她，即使是早已预期到意外之灾的母亲也束手无策。
那个星期，她在库索酒厂找到一份工作，葡萄园在海湾上方的一个山谷里。她写了好些明信片给琳茜和巴克利，她在信中述说生活的快乐片段，希望自己在这些篇幅有限的明信片里听起来快乐一点。
休假时她常到梭萨利托或是圣罗莎的街上走走，在这些幽雅富裕的小镇上，大家似乎都是陌生人。她抱着希望尽量专心观察周围陌生的一切。但无论她怎么试，一走进礼品店或是咖啡厅，她马上觉得四面八方的墙壁像肺一样开始呼吸，悲伤顿时袭上心头。她心中一阵苦楚，忧愁慢慢地从表皮里，蔓延到全身，泪水像战场上勇往直前的军队一样泉涌而出，她深深吸一口气，拼命克制自己不要在公共场所落泪。有时她会走到餐厅里，点一杯咖啡和一份烤面包，和着泪水把烤面包吞下去。她常到花店买水仙花，买不到的话，她会觉得好像被人抢走了什么。她对生活别无他求，只求有朵鲜黄娇嫩的水仙花。
众人临时起意在玉米地为我举行的悼念仪式令爸爸大为感动，也令他想办更多这样的活动。从那之后，他每年举办悼念仪式，但参加的邻居和朋友却越来越少。露丝、吉伯特夫妇等人年年准时参加，但其他人大多是附近的高中生。时间一久，学生们只听过我的名字，众人以讹传讹，到后来甚至拿我的遭遇来警告独来独往的学生，特别是女孩们。
这些陌生人每提到我的名字，我心里总是一阵刺痛。不像爸爸叫我或是露丝在日记本中提起我时，我觉得非常安慰。这些陌生人说起我时，我觉得他们好像记得我，但转眼间又忘了我是谁。我好像被贴上了一个标签，上面写着：被谋杀的女孩。只有几个老师还记得我的模样，伯特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有时利用午休到他红色的菲亚特车里坐坐，一个人在车里想着因血癌过世的女儿。透过车窗隐约可见远处的玉米地，他望着玉米地，默默地为我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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