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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以来，他可能常常失眠，性生活方面出现了问题，并且夜间活动也越来越多。如果他有一份正式工作，随着调查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他可能频频旷工。他也可能会改变外貌。如果案发时他蓄着胡子和长发，那么案发后可能会剃掉。如果当时胡子刮得光光的，他可能会开始留胡子。不过，你们要找的不是那种看上去刻板规矩的人。他生性邋遢，不修边幅，任何试图使自己显得有条理性的努力都会是过度控制的明显体现。他会发现这种努力使他心力交瘁。
至于说到车辆，我认为本案凶手开的依旧是杀人犯喜爱的常备用车：大众牌甲壳虫车。车子可能很旧，保养得不怎么好；车身是红色或橙黄色。
此人可能密切关注媒体对警方的调查的报道，并且从中得到提示。如果警察局长公开宣布没有发现新的线索，他就会感到释然。他可以轻易地通过测谎器的测试，不少凶手都能如此。下一个阶段调查工作的目标应该是打乱他的方寸。
他可能会经历不少次紧张性刺激。每逢6月份，他的紧张感都可能增强。每逢卡拉生日来临，情况也会一样。他可能会去卡尔弗里山公墓里卡拉的坟墓。他还会给她献花，或者直接请求她原谅。
因此我指出，你们下一步要做的事就是公开宣布发现了一条有望破案的新线索，让案子重新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要在媒体上持续不断地进行炒作。尽可能把凶手搞得如坐针毡。要提到你们已经邀请联邦调查局的一位侧写人员参与办案，而且他的看法与你们从掌握的新证据中得出的结论相一致。
讲到这里时，他们告诉我，莱文博士曾建议开棺验尸，并询问我的意见。我对他们说，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舆论造得越大，效果就会越好。韦伯应该事先在电视上亮相，宣布说，如果尸体保存得不错，重新验尸提供了他们要找的证据，他们的破案也就指日可待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将传递给凶手的信息是：他们要使卡拉“复活”，让她走出坟墓，在自己被谋杀一案中作证。
开棺验尸对凶手来说将是一次巨大的紧张性刺激。我要韦伯公开宣称，哪怕还要用20年时间，他也非要破这个案子不可。凶手会忧虑不安，会四处探听。他会提出许多问题。他甚至有可能直接给警方打电话!你们务必要对前往公墓的每个人进行录像或拍照。他或许会去那里。他会急于了解尸体的状况。当你们最后宣布对尸体的状况非常满意时，他会更加坐立不安。与此同时，他会变得越发孤独，停止与任何朋友的来往。到这时，你们就可以上酒吧一类的场所去收集情况，看看那里有没有什么常客的行为明显异常。他最近也许加入了某个教会或开始信仰宗教，以求得心理安慰。在你们给他施加这些压力的过程中，还要让一位警察——甚至可以是我——在报纸上发表一通听起来对他几近于同情的言论。我们可以说，我们知道他心里不大好受，其实他并不是蓄意要杀害她，这些年来他一直为此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
我接着扼要地提出了审讯策略，类似于在斯托纳一案中曾奏效的策略。重要的一点是，一旦确定了嫌疑人，不要马上逮捕他，而要让他在煎熬之中度过个把星期，然后在拘捕他之前逼其招供。你们掌握的事实越多，诸如“我们知道你把她从这里搬到那里”或者“我们清楚那些水迹是怎么回事”的话说得越多，就越能稳操胜券。把在谋杀案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某件物品(像斯托纳一案中的那块石头)摆放在审讯室里也会有用处。
听完我的讲述，五位来访者似乎对我所说的已经心领神会。他们问我，只凭听取案情的一般细节介绍和看看照片，我怎么能够得出所有这些结论。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十分了然，不过安·伯吉斯倒是说过，我是个视觉型的人，喜欢在脑海中构画图像。她认为，我在提供咨询时倾向于说“我看出”而不是“我认为”，事实可能确实如她所说。其中部分的原因大概是多数时候我无法到达现场，只能在脑海中重新勾勒案发的场景。当警方打来电话问及我几年前为其分析的一件案子时，只要他们跟我描述一下犯罪现场，我往往就能回忆起这件案子以及我就作案者发表过什么看法。
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调查人员说，根据我对他们所做的分析，在他们面谈过的众多人当中有两个人似乎有重大嫌疑，一个是保罗·梅因，另一个是他的朋友约翰·普兰蒂。他们两人那天都在隔壁，而且至少有一人喝了啤酒，那就是普兰蒂。他俩的说法一直有出入，那可能是他们智力低下和喝过酒的缘故，也可能意味着其中一人或者两个人未说实话。普兰蒂的测谎结果好于梅因，但两人都非常符合侧写的描述。事实上，普兰蒂在某些方面更加符合。他与警方比较合作，而且正如我推测凶手会做的那样，在风头过去后离开了城里，只是后来又回来了。
我指出，我概述的策略可以同样适用于他们两个人。事实上，由于我认为不管凶手是谁，他都会时常感到内疚和悔恨，因此不妨另外搞点小花样，找一个女子装成卡拉，夜半三更时给他们每个人打电话，啜泣着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在这同时，报纸上应刊登一些文章，大谈特谈卡拉是多么典型的一个美国姑娘，她年纪轻轻就遭到杀害是多么悲惨。我总是喜欢采用戏剧手法。
等到这一策略实施了一星期到十天左右时，警方就可以观察出梅因或者普兰蒂是否在做出我推测的凶手所会做出的反应。如果其中一人确实如此，那么下一步就是找个人——朋友、熟人、同事——去通报情况，诱使他吐露实情或是招供。
1982年6月1日，警方按照我所希望的方式进行了开棺验尸，洛厄尔·莱文到了场，电视和报纸做了广泛报道，同时韦伯发表了恰到好处、郑重而乐观的声明。我发觉在小城市比在大城市容易从记者那里得到你所需要的合作。大城市的记者往往更敏感，觉得你是在操纵他们，是在告诉他们该报道什么。我把它看成是新闻界与执法界各自本着诚实公正的原则进行的一次合作。我从未要求报纸或电视台记者撒谎，或是做出虚假或片面的报道。但是在许多场合，我曾透露过一些信息，我觉得有必要让凶手读到它并对它有所反应。只要记者跟我合作，我也与他们合作。在有些案子中，当他们特别合作时，我会在内幕消息最终可以披露之时为他们提供一些独家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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