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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盒子，灯光一一射向它们。一名讲解员领着一群学生，她让大家休息的时候，学生们都乖乖地坐到各自带来的小凳子上。
我观察着这群孩子，讲解员很普通，是位五十多岁、衣着整齐的女人，纯粹的金发，紧绷的脸。学生们的老师是个好脾气的年轻女人，她涂着浅蓝色的唇膏，站在学生后面，准备随时管教其中的不安分子。不过我真正感兴趣的是那些孩子，大概有十来个，我猜他们大概上五年级了。这是个天主教会学校，他们穿着统一的校服，女生的格子花呢是绿色的，男生的则是深藏青色。他们神情专注，举止优雅，却并不兴奋。真糟糕，我还以为康奈尔很对孩子们的口味呢。讲解员显然把他们看小了，仿佛在和小小孩说话一样。后排有个女生，看上去比其他孩子都要投入，我看不见她的脸，只见她又长又卷的黑发，孔雀绿的裙子，显然和别人不同。每次讲解员提问，这个小女孩的手都是高高举起，可讲解员却总不叫她。我看得出小女孩有点厌倦了。
讲解员在解释康奈尔的鸟舍。每个盒子都是空的，许多盒子的白色内壁上，画了栖木、类似真鸟舍里的孔洞，有的还画了一些鸟。这是他最荒凉、最严肃的一组作品，全然没有肥皂泡沫机的奇幻，也没有旅馆的浪漫。
“谁知道康奈尔为什么要做这些盒子？”讲解员敏锐地扫视着孩子们，等待着回答，那个穿孔雀绿裙子的小女孩挥动手臂，像是患了圣维杜斯舞蹈病①①圣维杜斯舞蹈病（Saint Vitus Dance），一种神经错乱症，多累及五至十五岁的女孩。典型的症状是抽搐，大部分发生在脸部和四肢。一样，可讲解员偏偏就是要忽略掉她。前排一个小男孩羞怯地说，艺术家一定很喜欢小鸟。小女孩实在忍无可忍了，她直接站了起来，仍然高举着手臂。讲解员勉强地问：“那你说说看？”
“他做这些盒子是因为他很孤独。他没有可以去爱的人，他做了这些盒子，这样就可以去爱它们，这样人们就知道他是存在的，因为小鸟是自由的，盒子是小鸟躲藏的地方，在里面小鸟会感到安全，他也想要自由，想要安全。这些盒子是他留给自己的，这样他也能变成一只小鸟。”小女孩坐了回去。
我完全被她震撼了，这个十岁的孩子居然能透彻地读懂约瑟夫·康奈尔。讲解员和整个班上的孩子都不知该如何是好，看起来还是老师早就习惯了她，说：“谢谢你，爱尔芭，你的感觉很敏锐。”她转身冲老师感激地一笑，于是我看见了她的脸，我看见的是我女儿的脸。我一直站在隔壁的展厅里，我往前走了几步，这样能看得更清楚一些，我看见了她，她也看见了我，她的脸一下子放出光彩。她跳起来，撞倒了自己的小折椅。我几乎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已扑进我的怀中。我紧紧抱住她，跪在地上，双手环绕着她，听着她叫我“爸爸”，一遍又一遍。
所有的人都瞠目结舌地看着我们，老师跑了过来。
她问：“爱尔芭，这是谁？先生，请问您是……？”
“我是亨利·德坦布尔，爱尔芭的父亲。”
“他是我爸爸！”
老师的双手几乎完全绞在了一起，“先生，爱尔芭的父亲已经去世了。”
我哑口无言，可是爱尔芭，我的女儿，却能从容应对。
“他是去世了，”她对老师说，“可他不是一直都死的。”
我开始整理思路，“这个很难解释——”
“他是个时错人，” 爱尔芭说，“和我一样。”老师完全明白了她的话，可我却被弄得一头雾水。老师的脸在彩妆下有些苍白，但也充满了同情心。爱尔芭捏了捏我的手，暗示让我说些什么。
“呃，老师您叫——”
“库泊。”
“库泊老师，我可以和爱尔芭单独待几分钟么，就在这儿，和她说说话吗？我们平常见面的机会并不多。”
“嗯……只是……我们正在实地考察……集体……我不能让您把孩子单独带走，再说，我不能确定您就是德坦布尔先生，要知道……”
“我们打电话给妈妈。” 爱尔芭说，她在书包里翻了会儿，突然掏出一只手机，她按了一个键，铃声随即响起来，我迅速地意识到机会来了：另一端，有人接起电话，爱尔芭说：“妈妈？……我在美术馆……不，我很好……妈妈，爸爸在这里！告诉库泊老师，他真的是我爸爸，行吗？……哦，太好喽，再见！”她把手机递给我。我迟疑了一会儿，凑了上去。
“克莱尔？”那头传来几声清晰的吸气声。“克莱尔？”
“亨利！哦，天哪，真难以置信！快回家来！”
“我争取……”
“你从什么时间里来的？”
“二〇〇一年，爱尔芭快要出生的时候，”我朝爱尔芭笑了笑，她靠在我身上，把手放在我的手心里。
“还是我过来吧？”
“这样会更快一些。听着，你能告诉老师我就是我吗？”
“当然——我去哪儿找你们？”
“大狮子这里。克莱尔，你越快越好。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爱你。”
“我也爱你，克莱尔。”我犹豫了一下，把手机递给库泊老师，她和克莱尔简短地聊了几句，总之，她同意我把爱尔芭带到美术馆门口，和克莱尔在那里碰头。我谢过库泊老师，她面对这个异常的局面始终相当优雅。我和爱尔芭手牵手走出了摩顿翼楼，走下旋转楼梯，来到中国陶器馆。我的大脑在飞转，我首先该问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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