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一起往外走。外面寒气刺骨,我用围巾裹紧了脖子。我很高兴包里有本给的手提电话,也很高兴纳什医生没有执意要开车去某地。我心里有点信任这个人,可是另外一个声音——这个声音要比前一个大得多——提醒我他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一个陌生人。
我是个成年人,却也是个受过创伤的女人。这个人很容易就能把我带到某个地方,虽然我不知道他想借此做什么。我就像一个孩子一样没有抵抗力。
我们走到了街上,等着过马路。没有人说话,沉默让人感觉压抑。我本来打算等到坐定后再问他的,却发现自己已经开了口。“你是个什么医生?”我问,“是做什么的?你怎么找到我的?”
他扭头看着我:“我是一个神经心理医生。”他说。他在微笑。我想是不是每次见面时我都问他相同的问题。“我专攻脑部活动失调的患者,尤其对一些新兴的功能性神经影像技术感兴趣。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研究记忆的过程和功能。一些这方面的文献里提到了你的情况,然后我追查到了你。不算太难。”
一辆汽车绕过街角转到这条街,朝着我们驶来。“文献?”我有点儿疑惑。
“是的,有几个关于你的病例研究。我联系上了你回家住之前给你做治疗的地方。”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找我?”
他笑了:“因为我以为可以帮上忙。我已经跟患有类似问题的病人打了一段时间的交道,相信他们的状况可以得到改善,但要比通常做法——也就是每周一小时的治疗——投入更多的时间。关于如何真正地改善情况我有一些想法,希望能作些尝试。”他停了下来,“再加上我一直在写一篇研究你的论文。一本权威著作,你可以这么称呼它。”他笑了起来,但一发现我没有附和他,立刻收住了声。他清了清嗓子:“你的情况很不寻常。我相信比起已知的记忆运作的方式,在你身上我可以有很多新发现。”
我们穿过马路,身边是川流不息的车流。我感觉越来越焦虑和紧张。大脑失调。研究。追查到你。我试着呼吸、放松,却发现自己做不到。现在有两个我在同一个躯壳里;一个是47岁的女人,冷静而礼貌,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另一个则只有20多岁,正在大声尖叫。我无法确定哪个才是我,但我听到的唯一的声音是远处的车流和公园里小孩的嬉闹声,因此我猜一定是前者。
走到街道的另一边时,我停下脚步:“这是怎么回事?今天早上我在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地方醒来,可是显然我住在那儿;躺在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男人旁边,结果他说我们结婚已经很多年了。而且,你似乎比我自己还了解我。”
他点了点头,动作很慢:“你有失忆症。”他说着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你得健忘症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新的记忆在你这里存不下来,所以整个成年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你记不起多少。每天你醒来时都像一个年轻女人,甚至有时候你睡醒后跟小孩差不多。”
不知道为什么,当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时,情况听上去似乎更糟了。一个医生的话。“那这是真的了?”我看着他。
“恐怕事实就是这样了。”他说,“你家里的那个人是你的丈夫。本。你嫁给他已经很多年了,早在你得上失忆症之前。”我点点头。“我们继续走吧?”
我答应了,我们走进了公园。公园外侧环绕着一条小路,附近有个儿童游乐场,挨着一间小屋,我看到人们不停地端着一碟碟零食从那里涌出来。我们向小屋走去,纳什医生去点饮料,我则坐到一张缺口的“福米加”桌子旁。
他端着两只装满浓咖啡的塑料杯回来了,给我的是黑咖啡,他的则加了牛奶。他从桌上取了一些糖给自己添上,没有问我要不要。正是这个举动——比什么都有说服力——让我相信我们曾经见过面。他抬起头来问我怎么伤到了额头。
“什么?——”刚开始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但接着我记起了早上看到的淤痕。脸上化的妆显然没有盖住它。“那个吗?”我说,“我不清楚。没什么大不了,真的。不疼。”
他没有回答,搅着咖啡。
“你说我刚刚好转一些,本就接手照顾我了?”我说。
他抬起了头。“是的。刚开始你的病情非常严重,需要全天候护理。在情况开始改善以后本才能独自照看你,不过那也几乎跟一份全职工作差不多。”
这么说我此刻的所感所想已经是改善以后的情况。我很高兴记不起状态更糟时的事情。
“他一定非常爱我。”我与其是说给纳什听,不如说是说给自己听。
他点点头,接下来是一阵沉默。我们都小口地喝着饮料。“是的。我想他一定是。”他说。
我笑了笑,低下头看着自己握住热饮料杯的手,看着结婚金戒,短短的指甲,看着我礼貌地交叠着的双腿。我认不出自己的身体。
“为什么我丈夫会不知道我跟你见面的事?”我说。
他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我实话实说。”他说着握起了两只手,身体向前靠,“刚开始是我让你不要告诉本我们见面的事情。”
一阵恐慌立刻席卷了我,但他看起来不像不可信赖的人。
“说下去。”我说。我希望相信他能帮助我。
“过去有几个人——一些医生,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之类——联系过你和本,想对你开展治疗。但他一直非常不愿意让你去见这些专业人士。他说得很明白,你以前已经经历过长时间的治疗,在他看来那没有什么帮助,只会让你更难过。他当然不会让你——也不让他自己——再经历更多让人难过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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