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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我说。
“她说你和本离婚了。本离开了你。在你转到‘韦林之家’后大概一年。”
“离婚？”我说。感觉仿佛房间在往后退，渐渐小得微乎其微，消失了踪影。“你确定吗？”
“是的，毫无疑问。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她觉得可能跟克莱尔有关。她不肯再说别的了。”
“克莱尔？”我说。
“是的。”他说。尽管自己正处在混乱中，我也能听出这次谈话对他来说是多么艰难，他的声音透露出了迟疑，透露出他正在一一检视着各种可能，以便挑出最好的说法。“我不知道为什么本没有告诉你一切。”他说，“我敢肯定他认为自己做的是正确的，是在保护你。可是现在呢？我不知道。不告诉你克莱尔仍然在这里？不提你们离了婚？我不知道。这看上去不对劲，但我猜他一定有他的理由。”我一句话也没有说。“我想也许你应该跟克莱尔谈一谈。她也许能给你一些答案，她甚至有可能和本谈谈。我不知道。”又是一阵沉默。“克丽丝，你有笔吗？你想要那个号码吗？”
我用力吞了一口唾沫。“是的。”我说，“是的，请给我那个号码。”
我伸手抓到茶几上报纸的一角和旁边的一支笔，写下了他给我的号码。我听见浴室的门把手滑开了，本下到了楼梯平台上。
“克丽丝，”纳什医生说，“明天我会给你打电话。不要和本说什么，等我们先找出到底是怎么回事再说，好吗？”
我听见自己答应了，说了再见。他告诉我在睡觉之前不要忘了写日志。我在电话号码的旁边写下克莱尔，却仍然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做。我撕下报纸的角把它放在我的包里。
当本下楼坐到我对面的沙发上时我什么也没有说。我的眼睛直直地盯在电视上。播的是一个关于野生动物的纪录片，海底动物。一艘遥控潜水艇正在勘探一条水下深沟，两盏灯照亮了以前从未见过光的地方，照亮了地底的幽灵。
我想问他我与克莱尔是不是仍然有联系，却不希望再听到一个谎言。昏暗的屏幕中悬着一只巨大的乌贼，随着轻柔的水流飘动。这只动物从未被镜头捕捉到过，在电子音乐的伴奏下，旁白如是说。
“你没事吧？”他说。我点了点头，眼睛没有离开电视机屏幕。
他站了起来。“我有点工作要做。”他说，“在楼上。我会尽快来睡觉。”
这时我看了看他。我不知道他是谁。
“好的。”我说，“待会儿见。”
11月21日，星期三
整整一上午我都在读这本日志。尽管如此，我仍然没有读完。有几页我跳过了，而有的地方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努力想要相信它们。现在我在卧室里，坐在凸肚窗台上写记录。
我的腿上放着手机。为什么拨打克莱尔的号码感觉如此艰难？神经冲动，肌肉收缩。只需要这些便足以拨通号码，没有什么复杂的，没有什么艰难的。可是恰恰相反，相比之下，拿起一支笔写下号码感觉要容易多了。
今天早上我走进厨房里。我的生活建立在流沙上，我想。它从头一天流到下一天。我认定的事情并非真相，我所能确信的、关于我生活和我自己的点点滴滴，则属于多年以前。我读过的所有经历像部小说。纳什医生，本，亚当，现在还有克莱尔。他们的确存在，不过却像黑暗中的阴影。他们是陌生人，他们的生活轨道像十字一样穿过我的生活，一会儿与之交叉，一会儿分道扬镳。难以捉摸、虚无缥缈，仿佛鬼魂。
而且不仅仅是他们。一切都是如此。所有的一切都源于虚构，是想象的结晶。我非常渴望实实在在地找到些真实的东西，一些在我入睡时不会消失的东西。我需要能够系住自己的支柱。
我打开垃圾桶的盖子。一股暖气从桶里涌出来——是分解和腐烂产生的热量——隐隐传来阵阵味道。腐烂食物的甜蜜、恶心的气味。我可以看见桶里有张报纸上露出一块填过的字谜游戏，一个孤零零的茶包打湿了报纸，把它染成了褐色。我屏住呼吸跪在地板上。
报纸里裹着瓷器碎片、面包屑，白色细尘，它的下面有个提包，打了个结封了起来。我把它捞出来，心里猜是脏纸巾，打算待会有必要的话再把它拆开。包下面是削下来的土豆皮和一个几乎空了的塑料瓶，正在往外漏番茄酱。我把它们都放到一旁。
鸡蛋壳——四五个——还有一把像纸一样薄的洋葱皮、去了籽的红椒渣、一个烂了一半的大蘑菇。
我心满意足地把东西放回垃圾桶里，合上盖。是真的。昨天晚上我们吃的是煎蛋，打碎过一个碟子。我在冰箱里面看了看：一个塑料盘里摆着两块猪排。走廊里本的拖鞋放在楼梯的底部。一切都在，跟昨晚我在日志里记下的一毫不差。我没有虚构，一切都是真的。
这意味着号码的确是克莱尔的。纳什医生真的给我打过电话。本和我离过婚。
我想现在给纳什医生打电话。我要问他怎么办或者甚至想让他给我代办。可是这样一个过客的角色我还要在自己的生命里扮演多久？能够消极多久？我要掌握主动。一个念头从脑海里闪过：我可能再也见不到纳什医生了——既然我已经告诉他我的感觉、我对他的暗恋——但我不让这个念头生根发芽。不管怎么样，我需要自己去跟克莱尔聊一聊。
可是要说什么呢？我们似乎有那么多要谈的，可是又那么少。我们之间有这么多的过去，可是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我想到了纳什医生告诉我本和我离婚的原因。跟克莱尔有关。
这完全说得通。多年以前，当我最需要他、但最不了解他的时候，我的丈夫跟我离了婚，现在我们又回到了一起，他告诉我，我最好的朋友在这一切发生前搬到了世界的另一端。
这就是我无法鼓起勇气给她打电话的原因吗？因为我害怕她还藏着更多我想也没有想过的真相？这就是为什么本似乎并不热衷于让我恢复更多记忆的原因？甚至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暗示任何治疗的企图都是徒劳的，这样我就永远无法把一幕幕回忆联系起来从而明白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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