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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影响……真正的影响是生活本身，尤其是我从不厌倦的街头生活。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城市人；我讨厌自然，正如我讨厌“名著”一样。我得益于字典和百科全书很多；我小时候读工具书就象读巴尔扎克一样过瘾。我二十五岁之前几乎没读什么小说，除了俄国人写的以外。我特别留心宗教、哲学、科学、历史、社会学、艺术、考古学、原始文化、神话等学问。我几乎不读报纸，生平也未读过侦探故事。另一方面，我阅读了到手的所有幽默故事--只有一小部分有价值。我喜欢东方民间故事和童话，尤其是日本童话，里边充满力量和阳刚之美。我喜欢的作家有斯宾塞、法布尔、赫夫洛克、弗雷泽、老赫胥黎等人。多亏爱玛哥尔德曼的指点，我广泛阅读了欧洲剧作--我对欧洲剧作家的了解比对英美剧作家的了解要早。我读俄国作家比读英国作家早，我读德国作家比读法国作家早。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尼采和艾丽弗尔。我觉得普鲁斯特和斯宾格勒是极有生命力的作家。对我真正有影响的美国作家只有惠特曼和爱默生。我承认麦尔维尔的天才，但觉得他的作品太乏味。我极不喜欢亨利詹姆斯，绝对讨厌爱伦坡。我不喜欢美国文学的倾向；美国文学太现实、太散，太刻板；美国文学是写给最底层的人看的；在我看来，美国文学只有短篇小说不错。象舍伍德安德森和沙罗杨这样的两极作家才算是大师级的，堪与欧洲作家相比，假如不是胜过的话。英国文学让我热不起来，就象英国人本身一样，它好象是鱼的世界，令我感到陌生。我有幸接触法国文学，总体来讲它虽然单薄有限，但与英国文学相比，它是无穷想象的世界。我受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影响很深。我喜欢不太法国化的法国作家。我认为法国是西方的中国，虽然在各方面次于真正的中国。我认为法国是西方世界最适于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但它远不是健康而有活力的世界。
在写作时，我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更大的现实。我不是现实主义者或自然主义者；我的目的是为了生活；在文学中，似乎只有运用梦幻和象征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从骨子里讲，我是个形而上的作家，我运用戏剧情节只是为了表现更精彩的东西。我喜欢想象、幻觉，我喜欢从未梦见过的自由，它们甚于一切。我创造性地利用毁灭，也许德国式的东西用得太滥了，但我的目标始终朝向真实的内心和谐以及内心的安宁和平静。在艺术中我最喜欢音乐，因为它能充分自持，因为它趋于宁静。我相信，文学若欲变得真正能够交流（目前还不行），必须大量地使用象征和比喻手段，大量运用神话和文献。我们的文学大都象课本，一切都发生在知识的呆板平面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包括其它艺术作品--应当毁掉。我要让读我作品的人越来越少；我对群众的生活不感兴趣，对世界上现存政府的意图也不感兴趣。我希望并相信在今后一百年里整个文明世界将会消失。我相信没有“文明”，人类可以生存得更好，更丰富多彩。
埃里卡荣格笔下的亨利米勒
“什么是英雄？”亨利米勒在他的一本书中问道。他宣布说：“英雄，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能战胜自己的恐惧的人。”按着这个定义，亨利米勒就是个英雄。他并非一生下来就无所畏惧，但是，到了生命的尽头，他懂得了真正的启示是笑声；而不是愤怒。
亨利米勒一直以“污言秽语大王”而闻名，这一点令他感到可怕（在他活着的时候）。但是对他来说，性只是几种自我解放的手段之一。的确，他的最解放的书《马洛西的大石像》根本没有性方面的内容。
在我第一次遇到亨利米勒时，他还是个刚刚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的青年作家。他给我写了一封内涵丰富的信，我们就开始通信交往了。见面后，我发现我们志趣相投。因为亨利特别喜欢与人为师，所以，他试图把他在漫长的一生中所学到的东西都教给我。当人们批评我的作品时，他说：“你何不把它当成笑谈呢？”我现在仍然努力像亨利一样谈笑风生。在我能够笑对不幸而不是痛哭流涕时，我大概就可以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了。
亨利米勒仍然使人望而生畏。这并不是由于他作为一个色情文学家的声望，也不是因为在凯特梅里特于己于人970年发表了《两性关系的政治》以来，“性学家”一词就贴到了他的身上，而是因为他当了一个解放者，因为敢于说我们能够克服恐惧这样的话而引起人们的惧怕和厌恶。
多数人都不自由。事实上，自由把他们吓住了。他们所遵循的生活方式是由他们的父母定下来的，由“他们说了什么？”和“他们会怎么想？”以及他们自己内心不停的对话、对责任和愿望的反复权衡，而终以责任为重等等一些因素制约的。
索洛说这些人是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不过今天的说法是“喧闹的绝望”。偶尔出来个空想家，为接受虚张之勇他好象已经征服了自身的恐惧。人们马上对这种人感到惊恐-也羡慕，或嫉妒。
人们为什么对英雄主义如此嫉妒呢？因为我们往往责怪自己生活得太拘谨，所以，英雄主义常常因为大胆而受到攻击甚至杀害，但是，假如我们能够看到英雄是在体现我们自己的抱负的话，我们就不仅不去摧毁，反倒能仿效和学习他了。
在他那些不大为人所知的作品中，有一部叫《红色笔记本》。在这本书里，亨利引用了佛陀的一句话：“什么都不要相信，不管你是从哪儿读到的，或者是谁说的，哪怕是我说的。除非它符合你自己的推理和你自己的常识。”
他知道就连最伟大的领袖也不是没有过失的。他尽力教导他的崇拜者不要盲目地追随他。在1980年去世前不久，他在写给一位青年画家比尔.皮尔瑞尔的一份评论上说：“在人类最终达到的范围里，只有一种真正的婚姻：每个人都跟自己结婚。”他懂得一个老师只能把门打开，学生得做好准备。
像拜伦、普希金、乔治桑和科莱特一样，米勒也不仅仅是一位作家。他成了一个倡导者和预言家，一种新的意识的预言家。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交织起来产生出一种更伟大的神话，一种体现人类对自由的向往的神话。米勒的作品瑕癖斑斑，装腔作势，言词夸张，空话泛泛，鬼话连篇。有时，正是这种邋遢使他难以抵挡攻奸，但他自身的纯洁，也就是他的爱心、他的坦诚，使他在作家之中独树一帜。他肯定会把新一代读者吸引过来的。
米勒在很多方面自成一派。有人想寻出一个同代人与他相比，结果是徒劳的。在一个愤世嫉俗、冷言冷语的年代，米勒始终保持浪漫，说明了在一个被摧毁的世界里乐观主义可能存在；在一个拜金的世界里安贫乐道可能存在。还有，在《天青石》一书中叶芝描写中国圣贤时说，“他们的眼睛，他们的足智多谋的、炯炯有神的眼睛，是快活的。”他所指的那种快活可能存在。
现代文明的批判者
我们首先应该把他看作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者。
亨利·米勒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方现代文明发生重大危机的时代。西方社会发展到20世纪初，已建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科学技术和工商业都达到了空前发达的程度，人类战胜贫困与苦难的那一天似乎为期不远。但是，恰恰是在这样的时候，西方社会面临一场重大的危机。高度的物质文明使人们过分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但是社会生产力并未达到使每个人的欲望都得到满足的地步，社会的政治制度更是远没有使社会分配趋向合理。于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因为争夺世界、分赃不均而爆发了世界大战，社会的两极分化使许多国家爆发了革命。西方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虽然没有直接爆发革命，但是国内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尤其是精神危机席卷西方各国，这种精神危机从根本上讲是信仰危机，西方人对历来信仰的上帝，对资产阶级兴起以来大力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甚至个人和自我都产生了怀疑。如果西方人可以因为现代物质文明而感谢上帝的话，他们却痛苦地发现，上帝无法把他们从灾难和痛苦中拯救出来，上帝的权威地位动摇了。随着上帝地位的动摇，人们比一百多年前因发现启蒙思想家的“理性王国”未能真正实现而感到痛苦的浪漫主义者更痛苦地发现，资产阶级当年登上政治舞台时引以自豪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不但远未变成事实，反而成为统治者无耻地掩盖尖锐的阶级矛盾、悬殊的贫富差别、野蛮的掠夺与镇压的遮羞布。人与人之间变得疏远、冷漠，甚至仇恨，西方社会一贯重视的个人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深感困惑，从而对自己的地位和处境产生怀疑，甚至无法认识自我。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新一代西方人渴望寻回自己的家园，渴望寻回自我，但是以往的文化传统使他们感到窒息，感到绝望，于是他们迷惘彷徨，并成为西方文化传统的强烈反叛者。亨利·米勒就是这样的反叛者之一。
亨利·米勒1891年12月26日生于纽约一个德裔裁缝的家庭。亨利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因为逃避德国的兵役而来到纽约的，尽管像许多来到美国的德国移民一样，他们很快就被美国社会同化了，但是我们从亨利·米勒的创作与言论中，仍然可以看到德文化的许多影响。在这方面，亨利·米勒既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又同欧洲文化，尤其同德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对人生与社会的哲理思考，往往显示出德国思想家的某些特点，有人木三分的洞察力与敏锐而丰富的想象力，后来，在1930年至1939年这近十年中，他又长期生活在法国，对欧洲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所以，他对西方文化、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不仅立足于美国，而且立足于欧洲，有一定的普遍性。
亨利·米勒的父亲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修养的裁缝铺老板，后来又嗜酒成性，亨利·米勒出生后不久，全家从曼哈顿搬到东河对岸的布鲁克林，居住在工厂和小商小贩中间。成长中的亨利·米勒所处的家庭条件和社会环境都不十分优越，亨利·米勒也没有受过很高的正规教育．他1909年进入纽约市立学院学习，两个月后即放弃学业，然后从事过各种各样的职业：水泥公司的店员、陆军部的办事员兼不拿薪水的《华盛顿邮报》见习记者、他父亲裁缝铺的小老板、电报公司的人事部经理，以及洗碗工、报室、垃圾清理工、市内电车售票员、旅馆侍者、打字员、酒吧 招待、码头工人、体校教师、广告文字撰稿人、编辑、图书管理员、统计员、机械师、慈善工作者、保险费收费员、煤气费收费员、文字校对员、精神分析学家，等等，有的工作他干了甚至不到一天。
丰富的生活经历为亨利·米勒的创作提供了广泛的素材，他在这些经历中的深入观察和各种深刻的感受又使他的创作不落俗套，既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又有富于哲理的思想，并以创新的形 式加以表现。亨利·米勒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显然比他的同时代美国作家要境．而且成名也晚。年纪比他轻的海明威、福克纳、菲茨杰拉德等作家，在20年代都已小有名气，或已有了相当的成就，而他那时候却还在为生活奔忙。他发表第一部作品时已经四十三岁．也可谓大器晚成。在文学上成功得晚自有晚的好处，由于作家思想上已比较成熟，又有丰富的阅历，见多识广，所以更容易一上来就形成自己的风格，作品中反映的问题也往往更为尖锐，更能一针见血。
亨利·米勒大概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曾自称为“流氓无产者的吟游诗人”，可以说，这是对他自己创作风格的最好描绘。自从他发表第一部作品《北回归线》以来，他就形成了—种独特 的社会批判风格，专写一些与社会格格不人的人物，通过他们来攻击西方社会，并不惜使用污秽的语言。他所写的这些人物大多是他自己在丰富的生活经历中接触过的，他所用的语言也是他所接触的那一阶层人普遍使用的语言。他通过他笔下那个表面粗野的社会来表达他对西方社会深思熟虑的看法。就这方面来讲，他虽然比大多数作家出道晚，但一出道即显示出他的优势，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他所混迹的那个社会，他所接触的三教九流，以及他所从事过的各种职业。
亨利·米勒对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的批判受到西方现代思想领域内尼采哲学思想和施本格勒关于西方没落等学说的深刻影响。尼采如同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样，一直在试图确立人的真正价值，但是，他深切地感到，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伦理道德、宗教及个人主义传统不但没有帮助人真正确立自己的价值，相反，却使人越来越感到正在失去自我，正在受到强大的异己力量的无法摆脱的控制，人变得更加无耻、卑微、懦弱。20世纪西方人普遍感到失去自我的痛苦，敏感的尼采在19世纪中后期就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所以他提出：“成为你自己！亨利·米勒在同西方文化、西方社会的冲灾中有着同样的感受，所以他那种寻找自我、寻找家园的意识在创作中强烈地表现出来。他在《黑色的春天》一书最后说：“今晚我愿意想一个人，一个孤独的人，一个没有姓名、没有祖国的人，一个我所尊敬的人，因为他和你绝无共同之处，——这便是我自己。今晚我将考虑我是什么。”亨利·米勒由于亲身经历了20世纪西方社会中个人与社会文化的冲突，所以他那种失去自我、失去家园的感觉更为强烈。在西方社会里，人可以自己豪华的家，但仍然没有自己精神的家园，因此，德国哲学家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对他有很大影响。施本格勒相信西方已经度过“文化”的创造阶段，进入了反省和物质享受的阶段。未来将是无可挽回的没落。亨利·米勒从西方的物质文明中看到了整个文化的没落趋势．他接受了施本格勒启示性的观点以后，更感到在这种趋向没落的文化氛围中无家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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