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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自己在晚会上不辞而别后发生的事给他说了。他不住地摇头，说：“天啊！我老碰不上这些事。多亏是你，谁要是告诉我那种类似的经历，我才不信呢！你的整个生活似乎是由这些小插曲构成的。那到底为什么，能否透露二三？别笑话我，我知道问这样的问题很愚蠢。我也清楚自己是个相当狡猾的家伙。你这人似乎不设防，有啥说啥，我想这就是秘密喽，而且，跟我比起来，你更爱东探西问人们的事。我太容易产生厌烦情绪了，我承认这是个缺陷。你常告诉我，在我走之后你玩得非常尽兴。可是，即使我彻夜不睡，我敢肯定我也碰不上你所说的那些事。你还有一件事触动了我，你总能在一个人身上挖掘出情趣来，我们大多数人都意识不到。你有一套激发她们、让她们袒露内心的手腕，我可没有这方面的耐心……不过，你要真心告我，到头来连她们的名字都不熟悉，难道你就没一点儿歉疚吗？”
“斯维雅，你的意思是说她？”
“当然。你说她是个骚货。难道你没有想想你再呆五分钟就会有好戏吗？”
“不，我是这样想的……”
“你这小伙子真可笑。我猜想你准备说什么了，没有呆下来收获反而更多，是这样的吧？”
“我不知道。也许是，也许不是。实话告诉你吧，在我快要离开时，我该操操她，可我早忘了个一干二净。你不能碰上一个女的就操，对吧？你要是问我，我他妈的真该死。要是我把她给玩了，我从她身上得到的远远不止这些吧？说不定她会给我染上性病呢，说不定我会使她大失所望呢。听着，要是我常常丢个鸡毛蒜皮，我根本不会放在心上。你好像还存有某一风流账吧，你，你这个兔崽子，难怪你不敢跟我信口开河。”
乌瑞克挤眉弄眼带耸肩，一副听到天方夜谭的表情。
“我看只有我像个牙医从你嘴里拨出蛀牙来你才能相信我。我在那拐角处转悠，碰上了个陌生人，我只是跟他聊了一会儿，他就在壁炉台上给我留下一张二十元的支票。对此你怎么解释？” “你不要说了，”乌瑞克苦笑着，“我想，那就是我永远摊不上这些事的原因吧……但我真的想说一说，”他从座位上站起身，皱眉蹙额，一股子执拗劲儿，继续说道，“不管你多会儿觉得自己真的穷困潦倒了，你总可以找我帮忙。你清楚，我向来不太担忧你生活上的困苦的，因为我非常了解你，即便我正好帮不上忙，我心里清楚，你总会绝处逢生的。”
“我得说，你的确对我的能力深信不疑。” “当我谈这类事的时候，我并非出于冷酷无情的心理。你知道，我要处于你这种状况，就会灰心丧气的，以至于都不愿意去寻求朋友的帮助--我为自己感到羞耻，而你会笑嘻嘻地跑到这里，说，‘我得要这……我得要那。’你没有装出似乎非常需要帮助的样子。” “他妈的，”我说。“你要我跪下来可怜巴巴地哀求吗？”
“不，当然不会那样。我像个该死的傻瓜又胡说八道了。不过，即便你说自己身处绝境时，你也让人们对你产生嫉妒心理。因为你老觉得他们应该帮助你，这样，人们有时就回绝你，难道你不明白？”
“是的，乌瑞克，我不明白。不过，这没什么，今晚，我请你吃饭。” “可你明天要向我借车票钱。”
“哦，那有什么不好吗？”
“没什么，只不过挺荒诞的，”说完他笑了笑，“自打我认识你以来，哟，认识的时间不短了，你总是求我给你钱--五分的、一角的、两角五分的、上了一元的票子……不知怎么搞的，你有一次死乞白赖地向我要了五十元钱，记得吗？而且我总是对你说没有，不就是那样的吗？不过，借钱这事根本没有影响你什么。到现在我们还是好哥儿们。不过有时候，我想知道你究竟怎么看我，我不是爱拍马屁的人吧？”
“嗨，乌瑞克，我现在就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乐哈哈地说，“你是……”
“别，现在别告诉我。以后再谈吧！我还不想听实话。”
我们在唐人街那里吃了饭，在回家的路上，乌瑞克塞给我一张十元的票子，仅仅是向我表白他的确真心待我。我们坐在公园里畅谈未来。最后他对我说我的好多朋友已经告诉我了--说他自己已没啥奔头了，不过他坚信我会重整旗鼓，并且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来，进而又非常诚恳地说他认为我这个作家还根本没有开始表达自我。“你没有说什么就写什么吧？”他说，“你好像不敢袒露自己的内心。要是你开始袒露自我、直言不讳，那么你写出来的东西就如尼加拉瓜瀑布一样壮观辉煌。给你掏实话吧--在美国，无论哪一个作家的才华都比不上你。我可一直信任你--而且，即使你证明自己是个失败者，我也不改初衷。尽管你的生活是我了解到的最狂热、最杂乱的，但我知道，你不是生活中的落魄之人。要是我摊上你一天里做的所有的事情，那我连画上一笔的时间都没有。”
与他分了手，我仍同往常一样感觉到自己可能低估了他对我的友情。我不知道我能指望朋友们干什么。其实，我对自己、对我那无谓的努力太不满意了，以至于我看人看事都不顺眼。要是我陷入绝境，一定要挑选反应最迟钝的人与我竞争，让他成为手下败将，这样，我就能从中获得心理满足。舍出去一个老朋友，不出第二天我就能处下三个新哥儿们，这一点我可是吃透了。过后，我偶然碰见其中一个被抛弃的朋友，感到他能容忍我且毫无怨言，他常常为我摆一桌丰盛的酒席而且还借我几个钱花花，心甘情愿地与我重归于好，这事也真让人伤感。我脑子里一直有这么个想法，有朝一日我要还清所有的债务，好让我的朋友们目瞪口呆。夜里，我常常加算欠账数催自己入睡。即使到现在，这欠账数目已够可观的了，能意外地交上好运才能了却这笔债务。也许有那么一天，某个闻所未闻的亲戚死后给我留下一笔五千或者一万元的遗产，我就会立即赶到最近的电信局把一叠叠汇票给所有的债主迅速地发送出去。我必须用这个办法还债，倘若把这票子揣上几个钟头，我就能挥霍一空。
那天晚上，我睡觉时做梦得到了一笔遗产。次日早晨，我听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有人宣布要分发津贴--天黑前我们就能拿到现金。我们个个激动不安，大家都关注的问题是能领多少钱？到下午四点该发钱了，分到我手里的也就是三百五十元的样子。我首先关心的是穆戈文领了多少，这是个看大门的老奴才(付给他五十元)。我瞥了瞥名单，能立马看见的有八到十人--都是对我好的几个电信公司的兄弟。其他人得等到第二天才能发钱--也包括我要瞒报这笔津贴的老婆。
领到这笔钱后，我在守望台上花了十分钟把钱铺散开来。我早就决定在这儿把这笔津贴分好。我又核实了一遍欠账名单，确保不要漏掉任何一个重要的人。我的这些恩人多少有些怪。泽布若基是个顶呱呱的发报员，柯斯帝根是个指节上套着铜套的打手，海明·劳斯彻是个电话总机，奥·玛勒是常作我助手的老朋友了，斯代文·罗米欧在总办事处工作，不起眼的柯里惟我命是从，马西·谢纳第是个可依赖的老家伙，克伦斯基做医生工作，而乌瑞克，当然……哦，不言自明吧……马格瑞哥呢，只是个投上一笔有益的资金等我偿还的人。
总的说来，我得开销三百多块钱--还别人二百五十元，答谢宴可能也得花五十块。那样我就所剩无几了，这可是家常便饭。倘若还剩一张五块的，我极可能去夜总会看看玛勒。
正如我所说的，我刚才汇总起来的，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与他们维系友谊的惟一办法就是吃喝玩乐。当然，我首先还了他们债。这可比吃喝重要多了，随后马上就是弄鸡尾酒，我们就开始大吃二喝起来。我订的这餐饭很丰盛，酒水很多。一向不爱喝酒的克伦斯基一沾酒就立马有了醉意。我们还正儿八经地喝酒，他早已跑到外面，将手指插进喉咙呕吐了一番。等他再同我们一块喝酒时，他像个白脸魔鬼，脸色可怕得就如漂浮在散发着恶臭的沼泽地里的死青蛙的肚皮。乌瑞克以前可从未见过这种人，他觉得克伦斯基是个十足的怪物，而克伦斯基也对乌瑞克厌恶之极，他在一旁问我怎么把这号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货色给请了来。马格瑞哥非常憎恨不起眼的柯里--他搞不清我怎么能跟这种恶贯满盈的无赖处得很好。奥·玛勒和柯斯帝根看来是这所有人中处得最好的一对；他们就乔·根斯与杰克·约翰逊两人的相关优点畅谈了好久。海明·劳斯彻极力想从泽布若基那儿听到最近的秘闻，可泽布若基呢，由于他的职业性质，便抱定主意从不泄露只言片语。
就在吃饭的当儿，我的一位名叫伦伯格的瑞典朋友碰巧走进来。他也是我的债主，不过他从来不逼债。我把泽布若基拉到一边，邀请他与我们同喜同乐，我借了一张十元的票子好付清我这位新贵到来后的饭钱。我从他那儿得知我的老朋友拉瑞·汉特住在镇上，而且想急着见我。“带他到这儿来，”我催促伦伯格，“人越多，我就越高兴。”
等我们唱完《今晚与我梦中相逢》和《这几天的日子》这两首歌，我们的聚会活动达到高潮。这时，我注意到邻桌的两个意大利小伙子似乎很想热闹热闹。我走过去问他们想不想一块儿玩。看得出，他们一个是作曲家，另一个是职业拳击家。我把这两人介绍给大家，然后为他们在柯斯帝根和奥·玛勒坐的地方中找了个座儿。伦伯格已出去跟拉瑞·汉特通电话去了。 乌瑞克是怎样在这种场合下继续这么一个话题的我不清楚，但他总会想出种种缘由让我长篇大论地讲奥赛罗。那个意大利作曲家在洗耳恭听。马格瑞哥厌恶地把脸转过去同克伦斯基大谈男人的阳痿不举。这个话题，要是他认为可能使听者心里极不舒服的话他就说个不停，到后来就使人哄堂大笑、乐不可支。看得出，那个意大利作曲家已被乌瑞克那油腔滑调的高谈阔论吸引住了。他也会像乌瑞克那样挥舞着右臂说着英语。承蒙我们正兴致勃勃地用英语谈论着，他不胜荣幸。我引他说了几句英语，才发现他思维混乱，前言不搭后语。我得意洋洋，突发奇想地跟他讲起英语语言的妙处来。这时柯里和奥·玛勒也转过身来凑热闹，接着泽布若基也来到我们那个桌子尽头，拽了把椅子，坐下来，紧随其后的是伦伯格，他立马告诉我他跟汉特联系不上。这个意大利人欣喜异常，给我们每个人叫了份上等法国白兰地酒。我们大家都起身碰杯。这个叫阿杜罗的人，硬是用意大利语说了一番祝酒词。他坐下来，兴冲冲地说他在美国生活了十年，还从未听过如此美妙的英语。他说自己现在根本驾驭不了这种语言，他想知道我们是否能就这样说下去。他唠唠叨叨地说自己如何如何地喜欢这种语言，其溢美之辞使我们大家深受感染，都愿意过过嘴瘾。到后来我有了醉意，站起身，又将一杯烈性酒一饮而尽，不着边际地说了一刻半钟的疯话。这个意大利人摇头晃脑的好像他连一个字都听不下去了，会暴跳如雷的。我死死地盯着他，不住地对他说这说那。周围的桌子上不时传来阵阵喝彩声。看来，我的这番酒后演讲必定是狂妄自大了。我听克伦斯基与人窃窃私语，说我正处于癫狂状态。癫狂！这么一个字眼就能重新激起我的热情。有人给我斟满了酒，我迟疑了一下，然后一饮而尽，真是舒服至极，一如快乐的云雀，所到之处都要脆鸣几声。我这辈子从来没想在大庭广众之下高谈阔论，要是有人插话说我的演讲精彩绝伦，那我就会惊愕不已。我不过是刚刚学了这种语言，我脑子里想的只是这个意大利人非常渴望听听他驾驭不了的这种奇妙无比的英语。我根本不晓得我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开动脑筋--只是把蛇信子一样长的舌头伸进丰富的语言宝库，恰如其分地将要表达的东西卷走。
我的演讲在喝彩声中结束，其他桌上的客人纷纷过来向我道贺，那个叫阿杜罗的意大利人早已泪花点点。我觉得自己就好像在无意中放了颗原子弹。这次偶尔露峥嵘使我窘迫不堪而没有一点点惊奇。我真想逃出这个地方，独自一人离开，看看会有什么效果。于是我很快把经理拉到一旁，借口说我得离开此地。等我付清欠账才发现身上还剩三块钱。我决意跟谁都不打招呼就悄悄离开此地。他们能一直坐到死--这一套我早就受够了。
我在远离闹市的住宅区漫步而行，很快就来到百老汇。走到第三十四街，我加快了步子。去舞厅是早已决定好了的。到第四十二街，我还得在人群中挤过去。人群攒动使我心里咯噔一下：总怕撞上人，这样就坏了我的正事。我很快就从人堆里冲出来，气喘吁吁的，想看看我走得对不对。与教堂相对的卡文特公园剧院正在上演明星托马斯·布克的戏。我转身上楼时，“卡文特公园”这几个字还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伦敦--带她去伦敦是再好不过的了。我必须问她是否愿意看托马斯·布克的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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