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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会告诉你的，警官。”戴顿酸溜溜地说，“他读过那本法律书。念过法律书的人都差不多，以为法律就在书里面。”
“你做笔录，”格林说，“暂时别用脑筋。假如你真行，我们会让你在警察吸烟室唱《慈母颂》【注】。”
【注】《慈母颂》：改编自爱尔兰同名诗歌。
“去你的，警官，但愿我这句话没冒犯你的官阶。”
“你跟他打一架。”我对格林说，“他跌倒我会扶住他。”
戴顿小心翼翼地放下便条簿和圆珠笔。他双眼发亮站起身，走过来站在我前面。
“站起来，机灵小子。我上过大学，并不表示我会容忍你这种小崽子胡说八道。”
我站起身来，还没站稳，他就出手打我。他给我一记漂亮的左钩拳，没打中。铃声响了，可不是吃饭的铃声。我用力坐下，摇摇头。戴顿还在那儿。现在他笑眯眯的。
“我们再试一次。”他说，“刚才那回你还没准备好。不算真正就绪。”
我看看格林。他正俯视大拇指，好像在研究指甲上的肉刺。我不动也不说话，等他抬头。我若再站起来，戴顿会再打我。其实他不管怎么样都会再出手。但我若再站起身而他打了我，我会要他好看，刚才那一拳证明他是拳击手。他打在恰当的位置，但要打倒我需要好多好多拳。
格林似乎心不在焉地说：“老弟，干得好。你这么做，他求之不得。”
然后他抬头和和气气地说：“马洛，再问一次好做笔录。上回你见到特里·伦诺克斯在什么地方、怎么见的、谈了些什么，刚才你从什么地方来，说——还是不说？”
戴顿轻轻松松地站着，重心很稳。他眼中有柔和甜蜜的光辉。
“另外一个家伙呢？”我不理他，开口问道。
“什么另外一个家伙？”
“客房的床上。没穿衣服。你该不是说她到那边唱独角戏吧。”
“那个以后再说——等我们抓到她的丈夫以后。”
“好。等你有了替罪羊，抓他也不太麻烦的话。”
“你不说，我们会把你关进去的，马洛。”
“当做重要证人？”
“狗屁重要证人。当做嫌疑犯，有凶杀案从犯的嫌疑。帮助嫌犯逃走。我猜你把那家伙带到某一个地方去了。目前我只需要猜测。最近头儿很凶。他懂法律，但他有点心儿不在焉。这可能是你的不幸。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得要你说出来。越难得到答案，我们越确定有必要。”
“对他来说全是废话。”戴顿说，“他懂法律。”
“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废话，”格林冷静地说，“可是挺管用。来吧，马洛，我正吹哨子叫你呢。”
“好吧，”我说，“吹呀。特里·伦诺克斯是我的朋友。我在他身上投入了相当的感情，不会因为警察吆喝几句就破坏掉。你有案子要告他，也许比你们说给我听的更明确。有动机、机会，加上他开溜的事实。动机是陈年旧事，早就淡化了，几乎是交易中的一部分。我不欣赏那种交易，但他就是那种人——有点儿软弱，非常温和。如果他知道她死了，自然知道你们一定会抓他，其他的毫无意义。如果举行审讯，他们要是传讯我，我会不得不回答这些问题。我用不着回答你们的问话。格林，我看得出你是好人。我也看得出你的搭档是一个他妈的有权力情绪、爱亮警徽的家伙。你如果希望我落入真正的困境，叫他再打我呀。我他妈的会把他那玩意儿打断。”
格林站起来，伤心地望着我。戴顿没有动，他是出一次手的凶汉。他必须休息一下，抚一抚背脊。
“我打个电话。”格林说，“但我知道答案是什么。你是只小病鸡，马洛。一只病得很重的小病鸡。滚开，别碍手碍脚。”最后一句话是对戴顿说的。戴顿转身走回去，拿起便条簿。
格林走到电话边，轻轻拿起来。为了这一趟冗长不讨好的苦差事，他的脸都起皱了。跟警察打交道的麻烦就在这里。你已打定主意要恨他们，却遇到一个对你讲人情味的，叫人不知怎么办才好。
组长吩咐把我逮进去，别跟我讲客气。
他们给我戴上手铐，没搜查我家，看来是他们疏忽了。也许他们觉得我经验老到，一定不会在家里留下什么对自己不利的东西。这一点他们错了。如果他们搜查，就会发现特里·伦诺克斯的汽车钥匙。等车子找到了——迟些会找到——他们把钥匙和汽车一核对，就知道他曾经跟我在一起。
结果证明这实在没有任何意义。警方永远找不到那辆车了。车子在半夜被偷走，可能被开到埃尔帕所，配上新钥匙和伪造的文件，最后在墨西哥城卖掉了。手续只是例行公事。钱大抵变成海洛因流回来。照流氓黑道的看法，这也是睦邻政策的一部分。
第七章
那一年的凶杀组头头是一位姓格里戈里厄斯的组长，属于日渐稀少却还没有绝种的警察类型，爱用强光、疲劳审讯、踢人腰子、用膝盖顶人鼠蹊、出拳打太阳穴、用警棍打人尾椎等手法办案。六个月后他因伪证罪被传唤到大陪审团面前，没审问就遭解雇，后来在怀俄明州的自家牧场被一匹大雄马踩死。
目前我是他案板上的肉。他坐在书桌后面，外套已脱了下来，衬衫袖子几乎卷到了肩膀；脑袋秃得像砖块，腰部粗圆，跟所有肌肉结实的中年人差不多；眼珠子呈鱼肚灰色，大鼻子微血管破裂，密布如蛛网。他正在喝咖啡，喝得很大声。粗壮的手背长满汗毛，灰白的毛簇从耳朵里伸出来。他正在抚弄桌上的一样东西，眼睛看着格林。
格林说：“我们问了半天，他什么都不肯说。我们是因为那个电话号码才去调查他的。他开车出去，不肯说去哪儿了。他跟伦诺克斯很熟，却不肯说最后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自以为是硬汉，”格里戈里厄斯冷冷地说，“我们可以改变他的观点。”听他的语气，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也许是真不在乎呢。没有人对他狠过。“问题是地方检察官从这个案子嗅出不少风头。不能怪他，看女方的老子是谁嘛。我想我们最好替他挖挖这家伙的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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