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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也不可小视，她们的作品同样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历史性等审美特质，且体现出较深的民族文化底蕴，充满地域民族风情，并塑造出了相当数量的人物形象。这些女作家，如雪域高原上的藏族作家益西卓玛、央珍、白玛娜珍、格央，青海的藏族作家梅卓，甘肃回族作家马琴妙，都取得了一定的文学成就。梅卓的长篇《太阳部落》以草原部落为背景，将感人的爱情、亲情与血腥的部落冲突相交织，展示了藏族古老的传统文化与民族心理。另一部长篇《月亮营地》，通过描述青年猎人甲桑一家人的命运遭际以及与部落头人阿·格旺之间的矛盾纠葛，表现了作家对部落兴衰和部落群体命运的思考。部落的人们生活在一个“神灵之光”遍布大地的宗教氛围中，作品表现了他们对神的膜拜，并通过诵读佛经、刻玛尼石、天葬、煨桑等宗教活动的描述，使我们看到了藏民族文化心理的运行过程。梅卓的小说通过刻画藏民族鲜明的民族性格，追述了民族的部落历史，其塑造的人物像索白、嘉措、桑丹卓玛、甲桑、阿·格旺、尼罗、阿吉等，无论是部落英雄，还是草原美人；无论是高高在上的部落头人，还是善良忠厚的普通人，都折射出藏民族特有的文化气息。马琴妙的作品以甘肃回族女性的婚嫁为焦点，反映一些在封建残余观念影响下的悲剧式人物，透视出民族精神发展历程的苦涩和漫长。白玛娜珍的《拉萨红尘》塑造了两个个性突出的人物——世俗的雅玛和脱俗的朗萨，两人在少女时代就是好友，成年后由于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命运曲折，因而两人最终的人生选择也不相同。一个热爱生活，但几经挫折后仍找不到爱情的归宿，只能在不断的失落中继续寻找。一个却在失意生活中远离红尘，选择了遁世的方式，去寻找心灵的栖息地。在她们一次次的人生失落和起伏中，尽现了拉萨红尘女子的现实和梦想，展示了她们大悲、大爱与大愁的文化心理流程。《拉萨红尘》中的人物，“与我们一起呼吸着或清新或污浊的空气，感受着被生活的鞭子抽打的滋味，但是，那些生活在现代城市的藏族青年，却仿佛被已逝去的氛围所笼罩，那些主人公，在现实生活的环境里，如同一个个咒语附身的梦游者。”[9]
王蒙多年来发表的西部小说共计百万字之多，约占王蒙创作总量的1/3。其中正面叙述新疆各民族生活的作品20多篇，像系列小说《淡灰色的眼珠——在伊犁》、中篇《杂色》及《歌神》、《心的光》、《温暖》、《鹰谷》、《最后的“陶”》、《临街的窗》、《买买提处长轶事》、《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等短制。王蒙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部小说中，既有对边疆农村、城镇、雪山、草原等地理环境、自然景观的描述，也有细致入微的对于城乡街景、居民的庭院布局和室内用具摆设等人文景观的观照。如《杂色》中对天山牧场大草原的自然风光和多变天气的体察，《鹰谷》中对天山深处的原始森林景色的融入，《逍遥游》中关于伊犁地区冬天雪景的描绘，皆属于地域性地理环境方面的内容。王蒙这批小说还大量地、准确地表现了新疆极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已经涉及到对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心理的开掘了。作家从生产生活方式到饮食居家习惯，从宗教信仰到各种礼仪交际，从伦理婚姻到服饰打扮甚至到说话、称谓、表情等细节，都有精细的描述。如作家对马尔克和爱弥拉姑娘两家的详尽描写，特别写到那十分诚恳、成龙配套的招待客人的繁琐礼仪。作家还具体描写伊敏老爹如何自制葡萄酒的过程，也不厌其烦地描述阿麦德为客人亲手做拉面的操作程序，描写马尔克如何用口水为别人卷制“莫合烟”的过程，写到阿依穆罕大娘爱用拉长嘴唇表示不高兴、不满意等身体语言、阿麦德跳舞时手举得过高而被人耻笑等细节，都是富于民俗文化意味的。
尤为重要的是，王蒙在这些描述西部的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不同命运的人物形象。《画家“沙特”诗话》中那位多才多艺而不得其用，性格天真执著，却放浪形骸出尽洋相的名画家撒卜鲁，是身处逆境中的很有个性的文化人形象。而王蒙对少数民族农牧民写得最多，也最成功，如敢爱敢恨、激昂蹈厉的“歌神”艾克兰穆(《歌神》)；机智诙谐、善于斗争的老木匠莱提甫(《队长、书记、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聪明热情、热爱艺术、追求自由却命运多舛的阿麦德(《哦，穆罕默德·阿麦德》)；能干又自私、“江契”(战士)加“泡契”(牛皮客)的回族汉子依斯麻尔(《好汉子依斯麻尔》)；精力过人、忠于爱情而时冒傻气的美男子“马尔克傻郎”(《淡灰色的眼珠》)；善良宽厚、自守淡泊、不乏幽默感、有哲人风度的穆敏老爹(《虚掩的土屋小院》)；纯情执著、敢爱敢恨的爱弥拉姑娘(《爱弥拉姑娘的爱情》)；机敏豁达的民兵连长艾尔肯(《边城华彩》)。在塑造这一系列的民族人物形象时，有着长期边疆农村生活体验的王蒙，利用对新疆民族历史文化知识的熟知，更由于精通维吾尔语言文字之便，因此能够深入体察人物的内心世界，准确把握住民族微妙的文化心理和情感变化，从而塑造出一个个血肉丰满、真实可信的民族人物形象。
张承志的《黑骏马》之所以具有恒久的艺术生命力，主要是因为民俗文化的成功描写。作者从平凡的民俗物象中撷取素材、开拓主题、构思情节和塑造形象。草原、骏马、牧歌、蒙古包、勒勒车、天葬沟……，这些有形的风俗物象，赋予《黑骏马》以浓郁的蒙古风情和鲜明的草原特色。但张承志往往化情思为风物，使情思与风物互相渗透、融合一体，故而创造出了逼真、生动、韵味无穷的意境。比如作者笔下的草原风光，在巴帕和索米娅互吐真情的那一瞬间，草原是多么美好、多么壮观，就像男女主人公此时此刻的心情那样高亢、激越，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期待；而当主人公遭遇痛苦时的草原黑夜，心情沉重之时的草原黄昏，惆怅之时的广漠，心灰意冷时的天葬沟，心旷神怡时的青青山梁……，这一切自然物象又融入到了人的情感世界，与主人公的情绪互相衬托。蒙古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粗犷强悍的牧民平时少言寡语，只有在唱起高远悲怆或热烈欢乐的民歌时，他们才会卸下心灵的重负，诉说自己的心事。《黑骏马》全篇就伴随着这样一支古朴而平淡无奇的蒙古民歌，让读者在歌声和马蹄的伴奏下，在回忆与现实的交替中，跟随男主人公一道，寻找他早已失去然而仍深爱着的“披着红霞的，眸子黑黑的姑娘”，寻找这首老歌“内在的真正的灵魂”。请听主人公的心语吟唱： 8/9 首页 上一页 6 7 8 9 下一页 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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