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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锋小说”与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对“反思文学”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反思文学”中表现出来的许多与存在主义相近或者一致的特征，大多来自作家们对生活的感悟和对历史的反思，而非从存在主义的学说中直接汲取得来。国内作家真正有意识地接受存在主义的滋养，并将存在主义运用到创作实践中，基本上是8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
研究者们认为，新时期文学对存在主义的学习，在1985年达到了一个高峰，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残雪的《苍老的浮云》等作品，都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
1、1985年前后的“先锋小说”表现出来的荒诞感与孤独感深受存在主义哲学观的影响。
这些作品着力于揭示现代人的孤独感，世界的荒诞性以及对“人性”的呼唤。这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如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知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独等等，是相互对应的。如《你别无选择》中的主人公，陷入了生活为他们设定的怪圈中难于自拔，时常陷入“别无选择”的绝境中，人生的荒诞性，在他们的经历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又如《无主题变奏》中的“我”，总在追问自己：“我是什么”，“我搞不清除了我现有的一切之外，我还应该要什么……”，“我”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孤独得要命”，生存的荒谬性，在徐星的笔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
2、1985年前后的“先锋小说”对存在本质的追问以及对人本体存在的思考是存在主义作用于中国当代文学最直接的体现。
存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它深化了当代文学的主题上，也表现在它为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力量。以刘索拉、徐星、残雪为代表的当代作家，他们的作品很明显地带有一种反主流的“存在的危机”意识。他们在作品中对人本体存在进行的形而上的思考，事实上就是一种充满存在主义色彩的思考。
三、“新写实小说”与存在主义
1989年3月，《钟山》杂志隆重推出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的专刊，意味着“新写实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正式在中国文坛亮相。在这期杂志的“卷首语”中，有一个关于“新写实小说”的宽泛定义：“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的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不仅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还分明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但它减褪了过去伪现实主义那种直露、急功近利的政治性色彩。而追求一种更为丰厚更为博大的文学境界。”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新写实小说作家在创作意向上，受到了存在主义的极大影响，作家们重新关注人的生存现实，可以被看作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又一次与作家发生共鸣”。
存在主义对“新写实小说”的影响，可以从以下方面看出：
一、“新写实小说”作家们热衷于对现实生活“原生态”的刻划，通过平凡的事件揭示隐藏在生活本身的荒诞面目，从而直逼存在的本质。
“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热衷于选取那些平庸的、丑恶的、甚至残酷的生活现象为他们的写作素材。如池莉的《烦恼人生》通篇以流水帐一般的形式叙述武汉的一名普通工人一天的琐碎生活：上厕所、挤公共汽车、吃早点、发奖金、接待日本人参观、给自己父亲和老丈人买生日礼物、支付昂贵的菜金、儿子就近入托、黑白换彩电等等，这些事情，都在作者的笔下呈现出一种令人十分无奈的灰色。方方的《风景》勾勒出“五、六十年代”这一一向被描写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儿童幸福生活在红旗下”的时间段底层百姓穷困生活的“风景”。小说呈现在读者眼前的生存图景是触目惊心的：在一个肮脏破旧的河南棚子中，“父亲”带着他的妻子和七男二女住在一个十三平米的板壁屋子里，火车平均七分钟一趟从屋侧呼啸而过，父亲毒打母亲的行为几乎成为夫妻之间的一种娱乐，孩子们在贫困狭窄的环境中彼此压榨斗殴，而拾破烂、捡菜叶、偷煤及父亲的打骂则构成了他们幼年时代的主要记忆……等等。这样的描写，无疑是对萨特所说的“人生存在是既痛苦而荒诞的故事”的观点的最好的诠释。
二、“新写实小说”作家刻意追求的远离社会中心价值体系的“个人化写作立场”表明他们更加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状态。他们的作品表现出来的人的异化及对世界的荒诞感很明显是受到了存在主义哲学观的影响。
“新写实小说”作家常常通过叙写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揭露人性的丑恶，探究人性丑和恶与人类生存境况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作品可以让读者透过貌似平静的生活水面，去感知隐伏于生活里的大量不合理和荒诞的漩流。例如方方的《一波三折》，将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放大、突出，将小人物在大灾难面前的无助与绝望展现在读者眼前，使读者可以更真切地了解到小人物是怎样地不能把握自己——不论“已遇到什么或将遇到什么”，“小人物”有的只是对生活的无奈与无助。“新写实小说”也常常涉及人的“异化”问题。如刘震云的《单位》，就写到了沉重的生活现实如何使一个充满热情和理想的年轻人变得平庸的“异化”过程。
存在主义对“新写实小说”的影响，正如一些批评者所说的：“‘新写实’崛起，重新关注人的生存现实，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又一次与作家发生共鸣，在沉重的氛围中，作家关注现实中那些愚昧的、落后的沉积，那些反人民反人道的蒺藜，有意去展露那荒诞的，令人‘恶心’的生活现象。”当然，“新写实小说”产生的背景与存在主义产生的背景是迥然不同的，它在对人生与世界的绝望方面，也与存在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大多数“新写实小说”，虽然基调是灰色的，但总是在作品中注入一些亮光，让读者看到生活的希望。例如《烦恼人生》中的主人公印家厚，虽然在生活中充满烦恼，但他并没有对生活感到绝望：他从妻子早晨目送自己的目光、傍晚递到手中的热毛巾、催促自己多吃菜的话语中感到家的温馨；从往昔知青伙伴的来信中对比出自己处境的优越；从渡船上与同事关于诗的讨论、他人对自己工作的赞许中，感到做人的自信。他的“烦恼”，用作者池莉的话来说：“是一种达观而质朴的生活观，正是当今之世我们在贫穷落后之中要改善自己生活的一种民族性格。” 6/8 首页 上一页 4 5 6 7 8 下一页 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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