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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只有当你使用某款苹果设备、待在苹果的封闭空间里时，这一切才能无缝合作。这就为苹果带来了另一个好处：消费者黏合度。一旦你开始使用iCloud，就会很难切换到Kindle或安卓设备。你的音乐和其他内容无法同步到那些设备上；事实上，它们可能会无法工作。苹果30年来抵制开放系统的努力达到了高潮。“我们思考了是否要为安卓做一个音乐应用，”第二天吃早餐时他告诉我，“我们把iTunes装到Windows上以便能销售更多iPod。但是我没看到把我们的音乐应用装到安卓系统上有什么好处，除了让安卓的用户高兴之外。而我不想让安卓的用户高兴。”
新园区
乔布斯12岁时，从电话簿上査到了比尔·休利特，给他打电话要一个自己在尝试制作频率计数器时用到的零件，结果得到了在惠普仪器部做暑期工作的机会。也就是在那年，惠普在库比蒂诺置地扩建计算器部门。沃兹尼亚克去那儿工作，就是在那里，他利用夜里的时间设计了Apple I和Apple II电脑。
惠普2010年决定弃用库比蒂诺园区，这一园区就在苹果的无限循环路1号楼总部东侧1英里处。乔布斯悄悄地安排买下了惠普的园区和毗邻的物业。他欣赏休利特和帕卡德打造一家传世公司的方式，也很自豪自己在苹果做了同样的事情。现在他想要一个能展示苹果形象的总部，这在西海岸的科技公司中是前所未有的。他最终聚积了150英亩土地，其中大部分在他少年时代还是杏树园。他投身到新园区的设计建设中，这将是一个传世的项目，融入了他对设计的激情和他对创建一家传世公司的热情。“我想留下一个标志性的园区，可以体现这家公司的价值观，代代相传。”他说。
他聘请了他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建筑公司——诺曼·福斯特爵士（Sir Norman Foster）的公司，该公司曾经修建了很多设计精美的建筑，如复原柏林的国会大厦，以及伦敦的圣玛丽斧街30号。不出所科，乔布斯深度参与到建筑规划中，事无巨细都要过问，以至于几乎无法形成最终的设计方案。这将是他的传世之作，他要力求完美。福斯特的公司派出了50名建筑师，2010年全年，他们每隔三个星期都要给乔布斯看改进过的模型和各种选择方案。他会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新的概念，有时甚至是全新的形状，让这些建筑师从头再来并提供更多的备选方案。
当他第一次在他的起居室向我展示那些模型和规划时，这个建筑的形状就像一条蜿蜒的巨型跑道，由三个相连的半圆组成，环绕着一个巨大的中心庭院。墙壁是落地窗，内部是一排排的办公室，阳光可以直射在过道上。“这样大家会面的空间就随处可见，方便灵活。”他说，“而且每个人都能够晒到太阳。”
下一次他再给我看规划时，已是一个月之后。我们在他办公室对面的大会议室里，桌子上放着建筑模型。他已经作了一个重要改动。所有的办公室都会跟落地窗有一段距离，这样长长的走廊就会沐浴着阳光，还可以作为公共空间。他跟一些建筑师有一个争论，建筑师希望这些窗子可以打开，而乔布斯从来不喜欢让人们能够打开东西的想法。“那只会让人们把东西搞砸。”他宣称。在这一点上，如在其他细节上一样，他赢了。
当晚他回家后，在晚餐上展示了设计图，里德开玩笑说那个建筑从空中看去让他想到男性生殖器。乔布斯把这个评论当做里德青春期的心理反应而不屑一顾。然而第二天他向建筑师们提起了这个说法。“很不幸，一旦有人这样跟你说了，你就永远无法把那个形象从你头脑中抹去。”他说。等到我下次见他时，建筑的形状已经被改成了一个简单的环形。
新的设计意味着在整个建筑中将没有一块平直的玻璃。一切都是弧形的并加以无缝连接。乔布斯长久以来一直迷恋玻璃，而他为苹果零售店定制巨型落地窗的经验使他非常自信地认为，量产巨大的弧形玻璃是可能的。规划中的中心庭院直径有800英尺（要比3个典型的城市街区还长，或几乎相当于3个橄榄球场的长度），他通过重叠幻灯片向我展示它可以将罗马的圣彼得广场围绕进来。他挥之不去的记忆之一就是曾经覆盖这里大部分区域的果园，因此他从斯坦福聘请了一位资深园艺家，要求园区80%的区域都是自然风貌，有6000株树木。“我让他要确保有一片新的杏树园，”乔布斯说，“以前你在哪儿都能见到杏树园，甚至是在街角上，它们是硅谷遗产的一部分。”
到2011年6月，这座共4层、300万平方英尺、可容纳12000多名员工的建筑终于规划完成，准备公布于众。乔布斯决定在全球开发者大会发布iCloud的第二天，低调而非公开地向库比蒂诺市议会报告这件事。
尽管他精力有限，但他那天的日程安排得很满。罗恩·约翰逊创建了苹果商店并经营了十多年，现在决定要去J·C·彭尼公司（J. C. Penney）做CEO，那天早晨他来乔布斯家讨论他辞职的相关事宜。之后乔布斯和我去帕洛奥图一个叫Fraiche的卖酸奶和燕麦粥的小咖啡厅，在那儿他兴致勃勃地谈论苹果产品的前景。当天晚些时候司机送他去圣克拉拉参加苹果和英特尔最高管理层的季度例会，讨论未来把英特尔芯片用到移动设备上的可能性。当晚，U2在奥克兰大体育场举行演唱会，乔布斯本来考虑去看。但是他决定用这个晚上向库比蒂诺市议会展示他的园区规划。
乔布斯轻车简从来到市议会，穿着他在全球开发者大会上的那件黑色毛衣，看起来很放松。他站在讲台前，手里拿着遥控器，用20多分钟的时间向议员们展示了园区设计的幻灯片。当那简洁的、未来主义的、正圆形的建筑的透视图出现在屏幕上时，乔布斯停下来微笑着。“它就像一艘飞船降落了。”他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想我们搞不好会造出一座世界上最棒的写字楼。”
之后的周五，乔布斯给一位很久以前的同事安·鲍尔斯（Ann Bowers）发了封邮件，她是英特尔的联合创始人鲍勃·诺伊斯的遗孀。她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担任苹果的人力资源总监和女训导，负责在乔布斯发脾气以后训斥他并安慰受伤的同事们。乔布斯问她第二天是否可以来看他。鲍尔斯刚巧在纽约，但回来后周日就去了乔布斯家。当时他又已经很虚弱了，疼痛发作，没什么精神，但却迫不及待地向鲍尔斯展示新总部大楼的透视图。“你应该为苹果而骄傲，”他说，“你应该为我们所创造的东西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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