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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阅读《认识与谬误》的读者肯定会有同感。该书的确不时闪烁着思想的珍珠。例如，马赫多次强调，科学理论是暂定的、不完善的尝试，其结果依然是成问题的，需要用研究和经验来修正或矫正；任何观察都已受到理论的影响；一些人的错误也往往在它们的结果方面比另一些人的发现更富有成效等等。尤其是，马赫的下述论断更具有沦肌浃髓的震撼力：科学家的观念是否符合某个给定的哲学体系，则是完全次要的事情，只要他能够利用它们作为研究的起点就行；不要寻求救世的根本教义，更不必说唯一的教义了；……至于各章的具体内容，我就不多此一举评说了，相信读者会见仁见智，自有一番品味在心头。
本译著从一九九八年六月底始译，到年底大体译完，中间除穿插一些临时性的作业外，费时整整四个月。时值世纪末，社会上的潮流和时尚日日变幻，外快和浮名时时诱致。在学术界和思想界，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类的事也屡见不鲜。真正的学人势单力薄，回天乏力，也只能操守自持，独善其身。因为他们深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心灵的荒芜和精神的苍白；因为他们明白，虚誉是短命的，政治是暂时的，而思想是长久的，逻辑是永恒的。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李醒民)
《认识与谬误》
恩斯特.马赫著 洪佩郁译
第一版序
科学家一点也不是哲学家，甚或不想被人称为哲学家，但是他强烈地需要揣测他藉以获得和扩展他的知识的过程。这样作的最明显的方式是仔细地审查在人们自己的领域和比较容易达到的邻近领域里知识的成长，尤其是察觉引导探究者的特殊动机。对已经接近这些问题的科学家来说，由于常常经历进行解答的紧张和此后达到的放松，这些动机应该比其他人更为显而易见。因为几乎在每一个新的重大的问题解答中，他将继续看见新的特征，所以他将发现系统化和图式化更为困难，显然总是不成熟的：因此他乐于把这样的方面留给在这个领域具有更多实践的哲学家。如果科学家把探究者的有意识的心理活动看作是动物的和在自然及社会中的人的本能活动的变种，即有条理地阐明、加强和精练的变种，那么他会感到心满意足。
如果使方法论的知识系统化和有序化的工作在科学发展的恰当阶段合适地进行，那么就务必不要低估这项工作。但是，人们必须强调，如果完全能够取得探究实践，那么与其说它将通过苍白的抽象公式推进，毋宁说通过特定的生动例子推进，抽象公式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具体例子才变得可以理解。因此，其引导对科学研究的门徒而言实际上有用的例子在最重要的科学家那里，诸如在哥白尼、吉尔伯特、开普勒、伽利略、惠更斯、牛顿以及较近的J．F．W．赫谢尔、法拉第、惠威尔、麦克斯韦、杰文斯等人那里。像J．F．弗里斯（Fries）和E．F．阿佩尔特（Apelt）这样具有伟大功绩的人虽然大大地推进了科学方法论的某些领域，但是他们并未完全成功地使他们自己摆脱先入之见的哲学观点。这些哲学家，甚至科学家惠威尔，由于信奉康德的概念，在十分简单的科学问题上被迫遁入相当怪诞的概念，我们将在以后看到这一点。在较年长的德国哲学家中，F．E．贝内克（Beneke）似乎是唯一能够使他自己完全摆脱这样的的无条件地相信英国科学家的偏见的人。
在一八九五／一八九六年冬天，我开设了“探究的心理学和逻辑”这门课程，我在课程中力图把探究的心理学尽可能地还原为对科学而言朴素的概念。本书基本上自由地处理了所选的那种材料。我希望，这将激励年轻的同行、尤其物理学家作进一步的反思，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某些毗邻的领域，他们倾向于忽略这些领域，而这些领域却向任何探究者提供了许多关于他自己思考的阐明。
实施起来无疑将被各种不足弄糟。虽然我总是对邻近我的专业的领域和哲学极其感兴趣，但是自然而然地是，我作为一位周末猎手愿意在这些领域的某一些之中，特别是在最后的哲学中漫游。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幸运地发现，我的科学立场趋近众所周知的哲学家诸如阿芬那留斯（Avenarius）、舒佩（Schuppe）、齐亨（Ziehen）等人的立场与他们的年轻同事诸如科内利乌斯（Cornelius）、彼得楚尔特（Petzoldt）和舒伯特－索尔德尔（v．Schubert－Soldern）的立场，以及某些著名科学家的立场，那么这在于当代哲学的本性，即我的观点引导我完全摆脱了其他重要的哲学家。我必须对舒佩说：在我看来，超验的领域被封闭了。而且，如果我坦率地强调，它的居民甚至不能引起我的好奇心，那么我本人和许多哲学家之间的巨大隔阂就变得明显了。因此，我已经明确地声明，我不是哲学家，而仅仅是科学家。不管怎样，倘若我时常在某种程度上被冒失地计入哲学家之内，那么这个过错不是我的过错。但是，很明显，我也不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以下述方式成为盲目地把他自己交托给单独一个哲学家指导的科学家，而莫里哀（Moliere）笔下的医生也许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期望和要求他的病人的。
我为科学认识论和知识心理学而尝试的工作是如下进行的。首先，我不是旨在把新哲学引入科学，而是从科学中清除陈旧的和僵化的哲学——甚至一些科学家对这一努力也相当不满。在若干年作出的许多哲学陈述中，哲学家本人已经辨认出一些是错误的，或者已经如此清楚地标示出，以致任何无偏见的人都能轻易地识别这样的错误。在错误较少遇到活跃的批判的科学中，错误比较长久地幸存下去，正如在没有捕食者的遥远的岛屿上无防卫的物种可以不受伤害一样。这样的宣言在科学中不仅是无用的，而且产生讨厌的和无效的假问题（ pseudoproblems），没有比抛弃它们更值得了。如果在这样的行动中我做了某些有用的事情，那么信誉实际上属于哲学家。倘若他们谢绝称赞，那么下一代人也许比他们自己希望所是的更公正地对待他们。此外，在四十多年间，我有机会作为一位摆脱了任何体系的朴素观察者，在实验室和讲演厅二者中看到知识进展的方式。我力图在各种著作中记下它们。然而，我在那里创立的东西并不是我独有的财产。其他留心的探究者常常做出相同的或十分相似的发现。虽然科学家的注意力较少被吸引到紧迫的专门的研究问题——这些问题引起沉陷入忘却的许多方法论的发现，但是我能够贡献给探究心理学的东西必定早就牢固地为他们所拥有。这正是我认为我的工作将不是徒劳的原因。也许有一天哲学家可能承认我的事业是对科学方法论的哲学阐明，并将在半路上和我相会。无论如何，即使情况并非如此，我也希望它对科学家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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