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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品（学校）”那个盒子是我最不感兴趣的。里面有几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徽章，只不过那些人后来显然都没有当上总统。我喜欢那些颜色很鲜艳的徽章。除此之外，盒子里面放满了她的毕业证书，从毕业纪念册上面撕下来的几页，还有一沓小信封。那些东西从前我连碰都不想碰，也不准碰。
我打开一个信封。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得出一些端倪。第一，这是一封情书，第二，笔迹不像是我爸爸的。另外一个“纪念品（马库斯）”的盒子里有一堆我爸爸写的信，笔迹和这一封显然不同。
看起来，我妈在大学时代有个爱人。万一让我爸爸知道了，也许会很尴尬，因为她毕业才一个礼拜就嫁给我爸爸了。不过，在别人看来，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个盒子会被藏到地下室，应该不是为了这个原因，因为那个盒子已经光明正大地在架子上摆了好几年。
难道是我妈把盒子藏到地下室去的吗？我不知道，从我妈中风到隔天我回到家这段时间，有谁会在这个屋子里？是卡罗尔发现她整个人瘫软在沙发上。也许是有大房子的佣人事后来帮忙清理过房子，而且，当时一定有急救人员在现场准备把她移送到医院去。可是，根本想不出半点理由，这些人有哪个会把“纪念品（学校）”的盒子拿到楼下去，塞在暖气炉和墙脚中间的黑沟沟里。
也许根本不用在意，反正这也没有牵涉到什么犯罪，只不过是东西被摆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搞不好是当地的孤魂野鬼。看起来，我是永远猜不透了。而且，根本也不需要为这种问题伤脑筋，因为房子里所有的东西早晚都要卖掉，或是交给清洁公司回收，丢弃。这件事我已经拖了很久，卡罗尔也拖了很久。好像遥遥无期。
不过，那一天还没有来临。
那一天还没有来临，我也只好先把“纪念品（学校）”的盒子放回饰品架上，放在“纪念品（马库斯）”和“杂物”那两个盒子中间，把那个空隙补满。为了治疗杰森，我问过万诺文一个最令人困扰的医学问题。那就是，不同药品交互作用的禁忌。我不能让杰森停止服用硬化症的药，因为那会导致他病情恶化。可是，我也很怕把两种药混在一起，一方面每天继续吃硬化症药，一方面又把万诺文给的生化改造药水打到他体内。
万诺文向我担保绝对没有问题。生命延长处理法不是一种传统的“药”。我打进杰森血管里面的比较像是一种生化计算机程序。传统药物通常是对蛋白质和细胞表面起作用。万诺文的药水处理的是DNA本身。
然而，药还是必须进入他的细胞才能够起作用，而且，在进入细胞的过程中，必须协调杰森的血液化学结构和免疫系统……不是吗？万诺文特别强调，这些都不会有问题。生命延长鸡尾酒处理法是有弹性的，足以在任何生理状况下产生作用，除非身体已经死亡。
可是，当年移民到火星上的人类并没有非典型多发性硬化的基因，而且，火星人对杰森目前正在吃的药一无所知。尽管万诺文坚持说我的顾虑是多余的，我却发现他说话的时候很少笑。于是，我们也只能孤注一掷了。在我第一次帮他注射之前的一个礼拜，我已经减少杰森硬化症药物的服用剂量。我并没有停药，只是减量。
这个策略似乎奏效了。当我们抵达大房子的时候，杰森虽然减少了服药量，却只显现出轻微的症候群。于是，我们开始抱着乐观的态度进行生命延长处理。
三天后，他发高烧。我想尽办法都没能让他退烧。烧了一天，他几乎都陷入半昏迷状态。又过了一天，他的皮肤开始发红起水泡。那天傍晚，他开始惨叫。
尽管我帮他打了吗啡，还是没有办法让他停止惨叫。
他的惨叫不是声嘶力竭喊出来的，而比较像是呻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大叫起来。那种声音听起来比较像是生病的狗，而不是人类。那是无意识的惨叫。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就不会再惨叫了，也不记得自己惨叫过。不过，他的喉咙已经发炎了，而且很痛。
卡罗尔装出很勇敢的样子，忍受这一切。房子里有些地方几乎听不到杰森的哀号，例如后面的房间和厨房。大部分的时间她都待在那里看书或是听当地的广播。然而，她显然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没多久，她又开始喝酒了。
也许我不应该说“开始”。她喝酒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她只不过是尽量少喝，让自己还能够保持一点清醒。彻底戒酒是很可怕的，而让自己喝到烂醉如泥却是充满了诱惑。她在这两种极端之间游走。但愿我这样说不会显得油嘴滑舌。卡罗尔走在一条艰苦的路上。她能够坚持下去是因为她爱她的儿子，尽管过去这许多年，她的爱仿佛像冬眠了一样，睡得太沉。如今，杰森的痛苦哀号终于唤醒了她。
到了处理过程的第二个礼拜，我开始帮杰森吊点滴，随时注意他愈来愈高的血压。那天他看起来状况还不错，只不过外表有点吓人。有些皮开肉绽的地方开始结痂，眼睛几乎是夹在一团浮肿的肉块里。他的意识还算蛮清醒的，还知道要问我万诺文什么时候会上电视第一次公开露面。其实时间还没到，预定日期是在下个礼拜。不过，天黑的时候，他又陷入昏迷，开始呻吟。他清醒了好几天，现在又开始了。他那种声嘶力竭的哀嚎，听了很让人难受。
但卡罗尔受不了了。她出现在房间门口，泪流满面，脸上的表情很严厉，愤怒到了极点。她说：“泰勒，不准再继续下去了！”
“我已经尽力了。他对镇静剂没有反应。我们最好明天早上再来讨论。”
“你没听到他在惨叫吗？”
“怎么会听不到呢？”
她说：“你都无所谓吗？听他这样惨叫你都无动于衷吗？我的天！就算他到墨西哥去找密医也会比现在好得多。就算他去找心灵治疗也会比现在好得多。你真的知道自己给他打了什么药吗？你这个该死的密医！我的天！”
很不幸的是，她问的问题，我也已经开始想问自己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究竟给他打了什么药，从严格的科学角度来看，真的不知道。我相信火星来的万诺文，我相信他对我的承诺，然而，在卡罗尔面前，我却没办法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我没有预料到，整个过程会是如此困难，如此痛苦。那种痛苦是如此的明显。是不是处理的过程出了什么问题？药水会不会根本就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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