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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使我又惊又喜的是，一切都很顺利。桌子已给我摆好了，邓肯·罗斯先生在那里照料，好让我顺利地开始工作。他让我从字母Ａ开始抄，然后离开我 ，但他不时走进来看看我工作进行得是否顺当。下午两点钟他和我说再见，并称赞我抄写得真不少。我走出办公室后，他就把门锁上。
“福尔摩斯先生，事情就这样一天天地继续下去。到了星期六，那干事进来，付给我四个英镑的金币作为我一周工作的报酬。下星期是这样，再下星期还是 这样。我每天上午十点到那里上班，下午两点下班。以后邓肯·罗斯先生就逐渐地不怎么常来了，有时候一个上午只来一次，再过一段时间，他就根本不来了 。当然，我还是一会儿也不敢离开办公室，因为我不敢肯定他什么时候可能会来的，而这个职务确实很不错，对我很合适，我不愿冒丢掉它的风险。
“就这样，八个星期的时间过去了。我抄写了"男修道院院长"、‘盔甲"、‘建筑学"和"雅典人"等词条；并且希望由于我的勤奋努力，不久就可以开始抄写 以字母Ｂ为首的词条。我花了不少钱买大页书写纸，我抄写的东西几乎堆满了一个架子。接着，这整个事情突然宣告结束。”
“结束？”
“是的，先生。就是今天上午结束的。我照常十点钟去上班，但是门关着而且上了锁，在门的嵌板中间用品头钉钉着一张方形小卡片。这张卡片就在这儿， 你们自己可以看看。”
他举着一张约有便条纸大小的白色卡片，上面这样写着：
红发会业经解散，此启。一八九○年十月九日
我和歇洛克·福尔摩斯看了这张简短的通告及站在后面的那个人充满懊恼的愁容，这件事的滑稽可笑完全压倒了一切其他考虑，我们两个人情不自禁，哈哈 大笑起来。
我们的委托人品得满面通红，暴跳如雷地嚷道：“我看不出有什么可笑的地方。如果你们不会干别的而只会取笑我的话，那我可以到别处去。”
福尔摩斯大声说，“不，不，"他一面把已半站起来的威尔逊推回那把椅子里，一面说，“我真的无论如何不能放过你这个案件。它太不寻常了，实在使人 耳目为之一新，但是如果你不见怪的话，我还是要说，这件事确实有点可笑。请问，当你发现门上卡片的时候你采取了什么措施？”
“先生，我感到很震惊，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向办公室周围的街坊打听，但是，看来他们谁也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最后，我去找房东，他住在楼下， 是当会计的。我问他能否告诉我红发会出了什么事。他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一个团体。然后，我问他邓肯·罗斯先生是什么人。他回答说，这个名字 对他很陌生。
“我说，‘唔，是住在７号的那位先生。"
“"什么，那个红头发的人？"
“"是的。"
“他说，‘噢，他名叫威廉·莫里斯。他是个律师，他暂住我的屋子，因为他的新居还没有准备好。他是昨天搬走的。"
“"我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他呢？"
“"噢，在他的新办公室。他确实把他的地址告诉我了。是的，爱德华王街１７号，就在圣保罗教堂附近。"
“福尔摩斯先生，我马上动身到那里去了，但是，当我找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发现它是个护膝制造厂，这个厂子里谁也没有听说过有个叫威廉·莫里斯或 叫邓肯·罗斯的人。”
福尔摩斯问道：“那你怎么办呢？”
“我回到我在萨克斯—科伯格广场的家去。我接受了我伙计的劝告。可是，他的劝告根本帮不了我的忙。他只是说，如果我耐心等待，也许能收到来信，从 中得到消息。但是，福尔摩斯先生，这些话并不是那么中听的。我不愿意不经过斗争就失去这么好的位置。因为我听说你肯给不知道如何是好的穷人出主意， 我就立即到你这里来了。”
福尔摩斯先生说：“你这样做很明智。你的案件是桩很了不起的案件，我很乐意管。从你所告诉我的经过看，可能它牵连的问题要比乍看起来更为严重。”
杰贝兹·威尔逊先生说：“够严重的啦！你想想，我每周损失四英镑啊。”
福尔摩斯又说：“就你本人来说，我认为你不应该抱怨这个不同寻常的团体。正相反，据我所知，你白白赚了三十多个英镑，且不说你抄了那么多以字母Ａ 为词头的词，增长了不少知识。你干这些事并不吃亏嘛。”
“是不吃亏。但是，先生，我想知道那到底是怎么回事，那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拿我开玩笑的目的又是什么——如果确实是开玩笑的话。他们开这个玩笑可 是花了不少钱啊，他们花了三十二个英镑。”
“这一点我们将努力替你弄清楚。但是，威尔逊先生，你要先回答我一两个问题。第一个，叫你注意看广告的那位伙计，他在你那里多久啦？”
“在发生这件事以前大约一个月。”
“他是怎么来的？”
“他是看广告应征来的。”
“只有他一个人申请吗？”
“不，有十来个人申请。”
“你为什么选中他呢？”
“因为他灵巧，所费不多。”
“实际上他只领一半工资？”
“是的。”
“这个文森特·斯波尔丁什么模样？”
“小个子，体格健壮，动作很敏捷；虽然年龄约在三十开外，脸皮却很光滑。他的前额有一块被硫酸烧伤的白色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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