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

　　土地税随地租变动而变动，其征收费用，无疑较额定不变的所费为多。因为，在这制度下，不能不在各地多设登记机构，而当地主决定自耕其土地时，就须重新评定该地的地租，而两者都要增加费用。不过，这一切费用，大抵都很轻微，和其他收入比这种土地税少得多的税收的征收费用相比，实不算一回事。

　　可变土地税会阻碍耕地改良，似可作为反对此税的最重要口实。因为，如果君主不分摊改良的费用，而分享改良所得的利润，为地主者，必比较不愿从事土地的改良。然而，就是这种阻碍，也许亦有法可以免除。要是在地主进行改良土地之前，许其会同收税官吏，依照双方共同选择的邻近地主及农夫各若干人的公平裁定，确定土地的实际价值，然后在一定年限内，依此评价课税，使其改良所费，能完全得到赔偿，这样他就没有什么不愿改良土地了。这种赋税的主要利益之一，在于使君主因注意自身收入的增加，而留心土地的改良。所以，为赔偿地主而规定的上述期间，只应求达到赔偿目的，不应定得太长；如地主享受这利益的时期太远，那就恐怕会大大阻碍君主的这种注意。可是，在这种场合，与其把那期间定得太短，却倒无妨定得略长一些。因为，促进君主留意农事的刺激虽再大，也不能弥补那怕是最小的阻碍地主注意改良土地的动机。君主的注意，至多只能在极一般的、极广泛的考虑上，看怎样才有所贡献于全国大部分土地的改良。至于地主的注意，则是在特殊的细密的计较上，看怎样才能最有利地利用他的每寸土地。总之，君主应在其权力所及范围内，以种种手段鼓励地主及农夫注意农事，就是说，使他们两者，能依自己的判断及自己的方法，追寻自己的利益；让他们能最安全地享受其勤劳的报酬；并且，在领土内设置最便利最安全的水陆交通机关，使他们所有的生产物，有最广泛的市场，同时并得自由无阻地输往其他各国。凡此种种，才是君主应当好好注意的地方。

　　假若这种管理制度，能使土地税不但无碍于土地的改良，而且使土地改良有所促进，那么上地税就不会叫地主感到何等不便，要说有，那就是无可避免的纳税义务了。

　　社会状态无论怎样变动，农业无论怎样进步或退步，银价无论怎样变动，铸币法定标准无论怎样变动，这样一种赋税即无政府注意，亦自会不期然而然地与事物的实际状态相适应，而且在这些变动下，都会同样适当，同样公平。所以。最适当的办法，不是把它定为一种总是按一定评价征收的税，而是把它定为一种不变的规定，或所谓国家的基本法。

　　有的国家，不采用简单明瞭的土地租约登记法，而不惜多劳多费，实行全国土地丈量。它们这样做，也许因为怕出租人和承租人会伙同隐蔽租约的实际条件，以骗取公家收入。所谓土地丈量册，似乎就是这种报确实的丈量的结果。

　　在旧日普鲁士国王领土内，征收土地税，都以实际丈量及评价为准，随时丈量，随时变更。依当时的评价，对普通土地所有者，课其收入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对教士们课其收入百分之四十至四十五。西里西阿土地的丈量及评价，是依现国王命令施行，据说非常精确。按这评价，属于布勒斯洛主教的土地，征其地租百分之二十五；新旧两教教士的其他收入，则取其百分之五十。条顿骑士团采邑及马尔达骑士团采邑，通输纳百分之四十。贵族保有地，为百分之三十八点三三，平民保有地，则为百分之三十五点三三。

　　波希米亚土地的丈量及评价，据说是进行百年以上的工作，直到1748年媾和后，才由现在女王的命令限其完成。由查理六世时代着手的米兰公领地的测量，到176O年以后才完全竣事。据一般评论，这丈量的精确是从来所未有的。塞沃伊及皮德蒙特的丈量，是出于故王沙廷尼亚的命令。

　　在普鲁士王国中，教会收入的课税，比普通土地所有者收入的课税要高得多。教会收入的大部分，都出自土地地租，但用这收入改良土地，或在其他方面增进大多数人收入的事，那是不常见到的。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吧，普鲁士国王觉得教会收入，理应对国家的急需，比一般要多负担。然而有些国家，教会土地却全然免税；有些国家，即有所税，亦较其他土地为轻。1577年以前，米兰公国领土内一切教会土地，仅按它的实际价值三分之一课税。

　　在西里西阿，课于贵族保有地的税，比课于平民保有地的税高百分之三。这种差异，恐系由于普鲁士国王有以下的想法：前者既享有种种荣誉、种种特权，那就很够抵偿他略高的赋税负担；同时，后者所感觉的不如人的耻辱，可从减轻赋税负担，使其得到几分弥补。然而在其他国家则不然，它们的赋税制度，不但不减轻平民的负担，却反加重平民的负担。如在沙廷尼阿国王领地内，及在实行贡税的法国各省，其赋税全由平民保有地负担，贵族保有地反概予豁免。

　　按照一般丈量及评价而估定的土地税，其开始虽很公平，但实行不到多久，就必定变为不公平。为防止这流弊，政府要不断地耐心地注意国中各农场的状态及其产物的一切变动。普鲁士政府、波希米亚政府、沙廷尼阿政府以及米兰公国政府，都曾实际注意及此。不过，这种注意，很不适于政府的性质，所以很难待久；即或长久注意下去，久而久之，不但对纳税者无所助益，而且会意起更多的烦难。

　　据说，在1666年，芒托本课税区所征收的贡税，系以极精确的丈量及评价为准。但到1727年，这税却变为完全不公平了。为矫正此种弊病，政府除对全区迫课一万二千利弗附加税外，再也找不出其他较好的方策。这项附加税，虽按规定要课在一切依照旧的估定税额征课贡税的税区，但事实上只课在依照旧的估定税额实际上纳税过少的地方，借以津贴依照旧的估定税额实际上纳税过多的地方。比如现在有两个地区，其一，按实际情况应税九百利弗，其二，应税一千利弗。而按旧的估定税额，两者通税一千利弗。在征收附加税后，两者的税额，都定为一千一百利弗。但要纳附加税的，只限于前此负担过少的地区；前此负担过多的地区，则由此附加税额给予救济。所以后者所输纳的，不过九百利弗。附加税既完全用以救济旧估定税额上所生的不公平，所以，对政府毫无得失可言。不过，这种救济方法的运用，大抵是凭税区行政长官的裁夺，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独断独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