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人说,谷物货币价格的这种提高,使这商品更有利于农业家,所以必然会鼓励这商品的生产。
关于这种意见,我的答复如下。如果发给奖励金的结果,使谷物的真实价格提高,换言之,使农业家能以同量谷物,按照当地劳动者维持生活的方式,不论是大方地、适中地或是省俭地维持更多的劳动者,情形可能真是如此。但奖励金显然决不会有这种结果,任何人为制度也决不会有这种结果。奖励金只对谷物的名义价格有很大影响,但对谷物的真实价格,却没有大影响。这种制度课在人民大众身上的赋税,对缴纳者是苛重的负担,但对收受者则利益极小。奖励金的真实效果,与其说是提高谷物的真实价值,无宁说是压低银的真实价值,换句话说,使等量的银,不仅只交换较小量的谷物,而且交换较小量的其他一切国产商品,因为谷物的货币价格支配着其他一切商品的货币价格。
谷物的货币价格支配着劳动的货币价格。劳动的货币价格,必须经常使劳动者能够购买一定数量的谷物,够他大方地、适中地或省俭地维持他们自己及其家庭的生活。而社会的进步、退步或停滞等情况,使劳动者的雇主不得不按照大方地、适中地或省俭地生活方式来维持劳动者的生活。
谷物的货币价格,支配一切其他土地原生产物的货币价格。在改良的任何阶段中,这一切土地原生产物的货币价格,一定会和谷物的货币价格保持一定的比例,虽然这种比例,因改良阶段不同而不同。例如牧草,干草,家畜肉,马,马粮,因而内陆运输以及大部分国内贸易,其货币价格,都受谷物货币价格的支配。
谷物的货币价格,支配了一切其他土地原生产物的货币价格,于是支配了几乎一切制造业原料的货币价格。谷物的货币价格,支配了劳动的货币价格,于是支配了制造技巧和勤劳的货币价格。由于它支配着这二者,所以它也支配着完全制造品的货币价格。劳动的货币价格,一切土地生产物或劳动生产物的货币价格,都必然按照谷物货币价格的升降比例而升降。
所以,发给奖励金的结果,虽可使农业家售卖谷物的价格,由每蒲式耳三先令六使士腾至四先令,并对地主缴纳和其生产物抬高的货币价格相称的货币地租,但谷物价格这样抬高的结果,现在四先令所可购得的任何种类国产商品,并不比以前三先令六便士所可购得的多,而农业家与地主的境遇,都不能由于此种价格变更而有多大改进。农业家的耕作,不会有很大的进步;地主的生活,不会有很大的改善。这样抬高的谷物价格,虽可在购买外国商品时,给他们以些微利益,但在购买国产商品时,便一点利益也没有。然而,农业家的费用,就几乎全部用于购买国产商品,甚至地主的费用,亦有大部分用于购买国产商品。
由于矿山丰饶而产生的银价低落,对大部分商业世界产生相同或几乎相同的影响,所以对个别国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体。由此而产生的一切货币价格的腾贵,虽不能使受者实际上更富裕,却也不能使受者实际上更贫乏。金银器皿的价格,实际上比从前低廉,但其他一切物品的真实价值,却和从前完全一样。
假若银价的跌落,是个别国家的特殊情况或政治制度的结果,这虽仅在一国发生,却成为极重要的事体。这种事体,决不会使任何人实际上更富裕,却会使一切人实际上更贫乏。一切商品货币价格的腾贵(这场合是该国所特有的现象)就会多少阻抑国内各种产业,因而使外国国民在出售几乎一切种类货物所索取的银量,小于该国工人所能出售的银量,不仅在国外市场上,而且在国内市场上,都比该国售价低。
西班牙和葡萄牙特富金银矿山,所以能够以金银分配给欧洲其他国家。因此,这两种金属,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自应略为低廉,而在欧洲其他各国则略为昂贵。但其差额,不应大于运输费和保险费。由于金银体积小价值大,运输费不成为大问题;至于保险费,亦必与任何其他等值货物的保险费相同。所以,这两国如果不通过政治制度,加剧这种特殊情况的不利,那末他们由这种特殊情况而蒙受的苦痛,一定是很小的。
对于金银输出,西班牙课以赋税,而葡萄牙则加以禁止,以致输出须负担走私费用,使这两种金属在他国的价值高于西葡二国的部分,等于秘密输出的全部费用。譬如以堤坝堵住河流,坝内一经充满了水,水必越过坝头外流,好象没有堤坝一样。禁止金银输出,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禁止金银输出,不能在本国保留本国所能使用的程度以上的金银量。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限制了这一国在铸币上,在金银器皿上,在镀金上,在金银装饰品上,所可使用的金银量。如果它取得了这个数量,就如堤坝满了以后流入的全部水流,都必外溢。这样,西葡二国,虽限制金银输出,但每年从西葡二国输出的金银,几乎等于其每年输入的金银。但是,正如坝内的水必比坝外的水深,由于这种限制而保留在西葡二国内的金银量,和它们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相比,必大于其他各国的金银量。坝头愈高愈强,则坝内坝外水的深度的差必然愈大。所以,课税愈高,禁令所立的刑罚愈严峻,警察执行法律愈严密,则西葡二国金银对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持的比例,与其他各国这种比例相比,差额亦必愈大。因此,据说,差额是很大的;在西葡二国,家家常可看到许许多多金银器皿,而看不到按他国标准和此种奢华相配称的其他东西。贵金属这样的过剩,必然使金银低廉,或者说,必然使一切商品昂贵,这就阻害了西葡二国的农业与制造业,使外国能以比它们国内生产或制造所费的更小的金银量,供给它们以许多种类原生产物,和几乎一切种类制造品。课税及禁止,在两个不同方面起作用。不仅大大减低西葡二国贵金属的价值,而且由于保留不应保留的一定数量金银,致使其他各国贵金属的价值,略高于原来的价值,从而,使其他各国与西葡二国通商,得享受双重利益。要是把水门开放,那末坝内的水立刻减少,坝外的水业刻增加,坝内外不久就会相等。同样,要是撤除此种课税与禁令,潍末西葡二国的金银量就会大减,其他各国的金银量就会稍增,此等金属的价值,即对土地劳动年产物的比例,不久就会在一切国家间相等或几乎相等。西葡二国,由金银这样的输出而可能招受的损失,全然是名义上的、想象上的。它们货物的名义价值,它们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名义价值,将跌落,将以比从前小的金银量代表,但其真实价值将和从前相同,所能维持、所能支配和所能雇用的劳动量,亦将和从前相同。它们货物的名义价值将跌落,所余金银的真实价值将腾贵,于是和往昔为通商为流通而使用的较大金银量比较,现今的数量虽较小,但所能达到的目的,则与往昔无二致。流往外国的金银,决非无所谓地流往外国,那必然会带回等价值的各种物品。这些货物,又决不是全然供不生产的游惰者消费的奢侈品和消耗品。游惰者的真实财富与收入,既不能由于这种异常的金银输出而增加,其消费亦不能由此而大增。所以,由此带回来的货物,也许有大部分,至少也有一部分是材料、工具、食料,可用以雇用勤劳人民和维持勤劳人民。勤劳人民,必能再生产他们所消费的全部价值并带来利润。这样,社会死资财的一部分就变为活资财,因此能推动比从前更大量的产业。它们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马上就会增加一点,再过几年,便会大大增加。它们产业现令所受最苛重的一个负担,这样就除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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