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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我说，“缺氧症？”这个词让我停了下来。
“对不起。”他说，“通俗的说是缺乏氧气。”
我觉得天旋地转，一切都开始收缩变形，似乎在越变越小，或者我在变大。我听见自己在说话：“缺氧？”
“是的。”他说，“你有脑部严重缺氧的症状。有可能的原因是一氧化碳中毒——不过没有发现相关证据——或者颈部受压导致窒息，你脖子上的痕迹也与此相符。不过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濒临溺死。”他停顿了一下，等我消化他告诉我的东西。“你记得什么有关溺水的事情吗？”
我闭上了眼睛。我只看见枕头上放着一张卡，上面写着我爱你。我摇了摇头。
“你康复了，可是记忆没有改善。你在医院住了一两个星期，刚开始在重症监护病房，然后在普通病房，等可以转院以后你就回了伦敦。”
回了伦敦。当然。我是在酒店附近被发现的；一定离家有些距离。我问发现我的地方在哪里。
“在布赖顿。”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在那儿吗？跟这个地方有什么联系吗？”
我努力回想自己的假期，却什么也没有想起来。
“不。”我说，“什么也没有。反正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去那里看看，也许有帮助。看看你还记得什么？”
我觉得自己身上涌起一股寒意。我摇摇头。
他点了点头：“好吧。当然，你在那儿的可能原因很多。”
是的，我想。但只有一个牵扯到了摇曳的蜡烛和玫瑰花束，却不涉及我的丈夫。
“是的。”我说，“当然。”我有点好奇我们中有谁会提到“外遇”这个字眼，还有本在发现我到了哪里以及为什么到那里之后的感受。
那时我突然想到了本为什么要对我隐瞒失忆真正的缘由。他没有理由要提醒我曾经——不管时间有多么短暂——我选择了另外一个男人，而不是他。我感到一阵寒意。我把另外一个男人置于我的丈夫之上，现在回头看看我付出了什么代价。
“后来呢？”我说，“我搬回去跟本一起住了？”
他摇了摇头。“不，不。”他说，“你病得还是很重，你不得不留在医院里。”
“多久？”
“刚开始你是在普通病房，待了几个月。”
“然后呢？”
“转病房了。”他说。他犹豫了一下——我以为要开口让他说下去——接着说，“到精神科病房。”
这个词让我吃了一惊。“精神科病房？”我想象着那些可怕的地方，挤满了号叫的、错乱的疯人。我无法想象自己会待在那里。
“是的。”
“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到那儿？”
他说话的声调很轻，可是语气隐隐透露出了恼火。突然间我感觉很确定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一切，也许还经历过很多次，大概是在我开始记日志之前。“那里更安全。”他说，“那个时候你身体上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可是你的记忆坏到了最低谷。你不知道你是谁或在哪里，你出现了妄想的症状，说医生们阴谋对付你，你一直试着逃跑。”他等了一下，“你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给你换病房既是为了保护你自己的安全，也是为了其他人的安全。”
“其他人？”
“偶尔你会大打出手。”
我努力想象那是什么情形。我想象有人每天醒来都感到迷茫，不知道他们是谁、在哪里，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在医院里。想要寻求答案，却找不到。周围的人对他们的了解比他们自己还要多。那一定是地狱一般的经历。
我记得我们在谈论的是我。
“然后呢？”
他没有回答。我看见他抬起了眼睛，目光越过我落在咖啡馆的门上，仿佛他在观察着、等待着。可是那儿一个人也没有，没有人开门，没有人进来或者离开。我很好奇他是不是真的在想着逃跑。
“纳什医生，”我说，“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他说。现在他的声音几乎低成耳语了。我想，以前他告诉过我这些，可是这次他知道我会写下来，这些东西伴随我的时间不再是几个小时。
“多久？”
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又问了一遍。“多久？”
他看着我，脸上的表情既是悲伤又是痛苦。“7年。”
他付了账，我们离开了咖啡馆。我感到麻木。我不知道自己原本在期待什么、原来猜想病得最厉害的时候是在哪里熬过的，可是我没有想到会是在那里，与此同时经受着各种各样的痛苦。
我们走在路上，纳什医生向我转过身来。“克丽丝。”他说，“我有一个建议。”我注意到他说话时口气很随便，仿佛他是在问我最喜欢哪种口味的冰激凌。一种只可能是假装出来的随意。
“说下去。”我说。
“我想如果去看看那间你住过的病房可能会有点帮助。”他说，“你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
我马上有了反应，不由自主地喊：“不！”我说，“为什么？”
“你在经历回忆。”他说，“想想我们去拜访你的老房子时发生了什么事。”我点了点头。“那个时候你想起了一些事情，我想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发生，我们可以激发更多回忆。”
“可是——”
“你不一定要去。不过……嗯，我会说实话。我已经跟他们联系过、作了安排。他们很高兴欢迎你去，欢迎我们去。什么时候都行。我只需要打个电话，让他们知道我们动身了。我会和你一起去。如果你觉得痛苦或者不舒服，我们可以离开。会没事的。我答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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