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奋斗

　　第六章 初期的奋斗一演说的功效

　　一九二○二月二十四日，我们在慕尼黑的霍夫布雷好士地堂(Hofbausfestaal)刚在开第一届大会，就在筹备第二届的大会了。

　　在过去我们不敢有什么妄想在慕尼黑一类的城市之中，每月或是每地周开会一次，现在则决定每举行大会一次了。

　　在那个时候，我们国社党的党员大家都差不多把这会看作很有一些神圣的意义。

　　每一次开会，济济一堂，到会的有增无减，而且听众对之一天注意一天。

　　每次的议程，大都是先论“战争的罪恶”问题(这个问题当时候还没有人注意到，)接着是讨论和平条约；在这个时候，慷慨激昂的演说，十分的适用，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

　　假使在当时召集一个民众大会，参加的都是困苦的无产阶级，并不是麻木不仁的小资产阶级，一同来讨论凡尔赛条约，那么这个民众大会，不只是向共和国进攻，即使不被人认识为复辟思想，至少也必定被当作反思想的表现。

　　当我们把凡尔赛条约加以批评的时候，群众每有起来辩沦的，说“那么布勒斯·里多佛斯克(Brest—Lirovosk)条约又怎样呢?”群众叫嚣不已，扰攘，一直到他们力竭声嘶，或是发言人晓得他们不能加以理喻而休止时为止。

　　唉!像这样的国民真是叫人失望!他们不知道，凡尔赛条约是我国莫大的奇辱，不知道这种和约，是地我民族的一种横暴的侵袭。

　　马克斯党破坏工作，敌人的毒害宣传，处处地方使民众对于事理完全失掉了理智。

　　但是我们不必去怨天尤人，因为对方的罪恶大到不可限量。

　　但是，我国的小资产阶级，在当时对这狂澜是否来出力维持的?或者曾动用他们的智谋去启导了真理?然而他们并不如此。

　　我自己知道得十分明白，但是为初期的运动着想．战祸里的责任问题。就是该去依循了历史上的事实来解决的。

　　当强有力的敌人．动用了他们诿惑的手段，去欺骗着群众，使群众大家怀有狂妄的主张，和荒谬的态度的时候，那么，一种尚未发这的新运动，自然易于受欺，随附和而就和他们为伍了。尤其是当一个新运动认为群众之狂妄的主化有几点(即使完全是虚幻的)宜于采取这种行支时为更甚。

　　上述的情形，我碰到的已经不止一次，当时要用了极在的力量去防备卷入漩涡之中。

　　最后一次，就是当时我国的可恶的报纸，他们竟不顾日耳曼民族的生存，对于南的罗尔(South Tyrol)问题竟张大其辞，说日耳曼民族将因此而受到严重的影响。

　　有许多所谓“民族主义”的人物、政党和协会行等，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应该怎样做，只是他们怕犹太人所激起的公愤所以糊里糊涂的就同声附和，赞助犹太人去反对一种蛆织，这种组织，在我们德国人遭此存亡关头的时候，都应该看怍是在这腐败社会中的一线曙光。

　　当那些没有国藉观念的犹太人纵慢慢地置我人于死地的时候，我为有所谓“爱国者”的朋友，竟愤然反对有勇气的人和制度，要知道这种人和制度，至少在世界一方，我们是尽力图想脱离民族犹太人同盟的羁绊，要靠了民族主义的力量去反抗国际毒物的。

　　敌人对我们的辩论，有着他们的一定的争点，他们反对我们的要点，在他们的演说中，也再三的有着攻击我党主张的理由；从这种同样原辩论来看，已经足以显示出对方有着一贯的训练了。

　　事实上确也是这样现在我已发同了一种方法，这方法不但可以使他们的宣传失掉效力，而且还有以他的矛去攻他的盾。

　　这真是足以自豪的。

　　这样两年以后，我已经十分精于这一种技能了。

　　不论在什么时候，我每在演说之前，必定预先猜想在讨论中将在那种形工和性质的论辩发生，因此我在演词的前段，先把敌人的理由驳斥得使他体无完肤，这方法就是把对方一切可能认辩完全说了出来，来证明他们是虚妄。

　　而无价值的。

　　上面所说的，就是可以说明我在任教官的时候，第一次军队演讲凡尔赛和约时，为什么把讲题改为“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我和凡尔赛和约的比较”的缘故。

　　因为在第一次演后的讨论中，我就确切知道了他们不明白布勒斯里多斯克和约的真相，因为他们早已受了他们党中有效的宣传的影响，便认该和约是世界上最可耻的压近行为一种。

　　成千万的德国人把凡尔赛和约仅仅认为我们在布勤斯特·里多佛斯克的作恶所应得的果报，这种谬妄的见解，实因用谎言继续着欺罔民众而致此的。

　　于是他们认为以对凡尔赛和约的任何举动，都是错误的，而且常常痛恨这种举动。

　　因此，那可耻而又可怕的“赔偿”一词，便就能通行德国了。

　　我在演讲的时候，同时提出丁这两种和约，拿来互相比较，使大家明白那一种是合乎人道的，那一种是反人道的，结果成绩很好。

　　在干百万听众的脑海里因此不再存有这种谎言，真理完全代替了他们心中早已存在了的谎言了。

　　这种集会，在我们是很有利的；因为我已经借此而慢慢地成为群众大会演说家了。

　　在容纳一千听众的大场中，应该需要的沈痛语调和姿势，我已经弄得十分的热了。

　　我们在最初几次的集会在桌子堆放着许多传单报纸及各种小册子，然而我们所赖靠的只是言词，因为心理的关系，只有言词才能引起思想上的重大的转变。

　　演说家可以时时受着听众指导，使他能够矫正他的演辞，因为他可以观察听众的面色，就能推测到听众是否对他的演辞能够明白了解，和他的演辞能否产生了他所希望的效果；至于著作家，那是和读者并没有一面之缘，所以作家不能依当前听众来修饰他的词句，只好用普通的文字来说明普通的事理。

　　如果一个演说家，他知道了听众对于他的演辞不有全领悟的时候，便应该作十分浅明的解释，使大家都能够明白而且在解释的时候，审慎而很慢地说着，使那些知识最低的人也能够领会。